初识李大同和《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发表
尽管李大同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早已名扬四海，我却实在孤陋寡闻，直到2005年9月才第一次知道有个李大同。至于《冰点》则在这一年12月19日以前还毫无所知。
2005年9月14日收到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教师李桂枝（笔名糊涂）的电邮：
袁老师，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发给我的邮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你来着。后来又问我。但我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你如果知道详情，可以回他一下：他的邮箱：……
下面是他给我的信：
“田中奏折”究竟有没有？我们要发一个报道，美国参赞说“田中奏折”经许多历史学者考证，子虚乌有。但在中国媒体上，仍被广泛引用。我本来想让你给我袁伟时先生的邮件，直接向他请教，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吧，帮我考证一下。谢谢！
15日我给糊涂回信，并抄送李大同：
糊涂并大同兄：这两天正在赶任务，忙得够受。昨天下午六点交了文章，昨晚又有客人来。迟迟复信，敬请原谅！
在我看来，《田中奏折》非常可疑，不应再拿出来宣扬。附上一篇文章，说得颇为有理。可以用其他材料，包括1927年6月27至7月7日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的材料，充分揭露日本的侵略计划，没有必要再用《田中奏折》。
此后，我和大同没有什么联系。2005年12月19日，突然收到他的来信：
袁伟时先生，您好！
最近在寄给我的一份“今朝”杂志上看到您的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喜过望。这是一个我们多年来想做的题目。我们想尽快发表这篇文章。您那里有没有电子文本？〈冰点〉整版文章的限度是9000字左右，因为还要配一些照片。这篇文章您是否还需要修订？希望能尽快给我们。
这是《冰点》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在此以前，只注意到李大同是《中国青年报》的，这份报纸是20世纪50年代我念大学时经常阅读的。我在回信中附上《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电子文本，告诉他这是一篇2002年6月撰写的旧文，已经在《东方文化》同年12月的第六期上发表过（《东方文化》已于2003年停刊）。他认为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后，我表示除了说明针对的是直到2002年的历史教科书情况外，其他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接着就是等待发表了。
2006年1月10 日21点40分我在停止工作、准备休息前检查邮件，收到大同的来信，内容有点出乎意料。他写道：
伟时先生：
没想到今天还出了个小小风波，组版完成后送总编辑审，结果几个总编辑商量后，叫我上去说不能发，理由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中央大报攻击历史教科书前所未有，风险太大。这个理由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有较大政治风险。据理力争后，总编辑妥协了，但要求删掉最后一节。此时我也必须作出一定妥协，同意作一些删节，但不能全删。于是，最后一节里比较刺激当局的话有所删节，但我认为对全文宗旨并无实质性损害。重要的是发出这样的声音。估计教育部会有较强烈反弹，中宣部还难以判断。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立即写了回信：
大同：我的心情归结为三句话：（1）向您和您的朋友致敬！（2）如果那么理性的声音，都不能见容于当局，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耻辱。（3）我个人会始终坚持平和、说理的态度，坚持不懈读书、写作；窗外风云，一笑置之。
这里表达的是我贯穿整个事件的基本态度。第二天文章发表出来了，又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删节非常少。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2002年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多年来，我对支配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所谓“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甚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是个别历史学家配合革命宣传的主张，不幸被意识形态化。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厌弃这一僵化框架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太平天国、义和团不过是这个过程的逆流。1998年5月，笔者又撰写《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再次明确指出：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至于太平天国……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
我进一步指出，不能就事论事，应该触及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
二是维护学术自由：“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
[i]凡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工作过的人大都知道，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和校园中，两条恶狗——学霸（他们通常又是眼睛盯着上司的脸色随时准备转舵的风派）、告密者，经常虎视耽耽，伺机咬人。他们把几条僵化的教条当大棒，倚仗靠山，动辄兴风作浪。但他们掌握了各种资源，一般学者不得不虚与委蛇。意识形态压抑甚至吞噬学术。这种状况神憎鬼厌，但受制于各种条件，许多人只能忍气吞声，保持沉默。
总要有人说话。我年过古稀，受制于人的情况相对少一些；90年代以来，一说再说的话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这些话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不说不行。于是选择中学历史教科书为靶子，决心再说一次。向境内外的友人求助，找到了台湾、香港的有关教科书和大陆正在使用的两套历史教科书。旧话重提，驾轻就熟，写作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一气呵成，写下15000字的《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免节外生枝，我避开台湾的教科书，挑选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的评述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是非如此分明，任何人都很难反驳。发表也很顺利，《东方文化》编者看了稿子后二话没说，立即付排。发表后很受欢迎，很多人到编辑部购买这一期刊物，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官方没有哼声。
意外的风暴
《冰点》是在1月11日（星期三）发表拙作的。各方的反应都很快。首先是国内外各个网站迅速转载，文摘报也抢着转载；这应该归功于《冰点》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连我这个很少上网的人都感受到了。13日我给大同发电邮：
大同：
拙作发表后，网上反应似乎相当强烈。凤凰网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而且跟帖排名第一。有没有给你们惹麻烦啊？有什么动态，请随时告知。谢谢！
16日风暴的朕兆开始出现，大同来信说：
上周给您回信，还说没有什么事儿，但星期五晚间（13日）总编辑就给我来电话说中宣部的批评来了，内容大体是“违反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报中央批准的规定，严重误导青少年”等等，……
第二天，大同又来信说：
伟时先生：
昨晚得到的消息，教育部对文章十分恼火，周济（教育部长）也出面指责了。他们组织了几个编教科书的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无非是想拿到“尚方宝剑”后发难。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25日，网上终于传出了有关部门的文件，风暴开始了。一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文件：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
2006年1月24日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比这更早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阅评组的文件。
新闻阅评
第34期
中宣部新闻局 2006年1月20日
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翻案
中青报载文公然批我历史教科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和义和团事件的叙述是“狼奶”，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灾难根源之一“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表明：“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两个事件为例做出抨击，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关于火烧圆明园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说战争起因是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马赖1842年起到西林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西林地方官员把他处死，违反了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正是西方列强自己。文章说，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规定12年后可修改通商条款。这“本属平常外交事件，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矛盾。”教科书说：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一舰队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他们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遭防守士兵开炮打击。文章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当时政府和仕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所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事实上，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是其侵略本质决定的，清政府一再忍让，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进行抵抗，文章所述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关于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及砍断电线，文章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文章援引教科书沿海版“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一句后说：义和团期间，“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文章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这场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而事实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烧杀掠夺在前，义和团反抗在后，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文章套用八国联军侵略者同样的语言，说中国人仇视欧洲人民，文章完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对义和团做出积极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同西方列强的攻击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绝不容抹煞。
文章说，“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观点和当年蒋廷黼的观点如出一辙。蒋是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和我党的观点完全相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只有先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另一个伟大任务。两点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能实现后者。
文章把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我历史教科书扯在一起，说“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是“社会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这是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我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而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混为一谈，严重地颠倒是非。
阅评员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的行径早就给予了有力批驳，历史本来早已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结论，而文章作者竟然要如此为其翻案，使人难以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
（新闻阅评小组）
本期加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8136期 责任编辑：何黄彪
过去常常听一些朋友提到阅评组，第一次看到它的文件，阅后的印象是强词夺理，乱戴帽子。与此同时，网上传来的消息说，管共青团的王兆国和中宣部长、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话，阅评组是奉命行事。几个人不喜欢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周刊关了，这明目张胆与中国《宪法》建立“法治国家”的规定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学术问题的是非不是通过自由讨论去判定，而由官员肆意加上大得可怕的政治帽子，明目张胆侵犯学术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也太不尊重中国宪法了！这样的言行等于在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他们若果不察言观色、先意承旨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太恐怖了！
风暴中心的宁静
据说台风中心是异常平静的。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我的内心和生活却非常平静。连我自己有时也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风暴在头上盘旋，心情却那么平静？想一想，这倒也顺理成章：平静是建立在体察环境和知识自信上的。
今时不同往日，文革噩梦肯定一去不复还了。从政治上看，阅评组给拙作加上的罪名不可谓不大。总的结论是“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革结束以前，要是沾上这样的罪名，轻则戴上右派帽子，列入五种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行列，重则投入监狱。不过，我深信，政治形势已经变了。在受到惨重的历史惩罚后，又经过80年代以来“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诸如此类的风风雨雨，愿意重蹈覆辙的官员已经很少。你总不能把沉迷学术、讲几句自己学术观点的教授拉去坐牢吧？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自信。看到他们的指责后，我的一个强烈的感想是：这些人对中国近代史所知实在太少，知识太陈旧，要是好好关注一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就不会讲出那么一大堆令人脸红的话了。改革开放20多年，光是翻译或引进境外学者中国近代史学术专著已有一百多部，加上境内一流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这个学科的许多陈陈相因的固陋之见，早已自然淘汰，真正相信陈腐结论的学者为数甚少。有些大学历史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了这些陈见的最后堡垒。多读几本书，也许可以少几分尴尬！
1959年，在一系列所谓学术批判后，上一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创造社的中坚和左联领导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一针见血地说：这些都是“以无知批有知”！从苏联到中国，教训历历在目，各种所谓思想、文化和学术批判都是“以无知批有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文化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自然发展，一旦把文化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倚仗政治或宗教权力摧残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必然是以愚昧扼杀智慧，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问题是经过文化革命这样创巨痛深的惩罚，为什么这样的无知丑剧还一再重演？
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非常不幸的。失去了学术和思想自由，除了意识形态统治相同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外，割断了与其他国家的学术联系，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与学术无关的“改造”上。必然的恶果是绝大多数人学术视野和知识面都很窄。80年代国门重新打开后，学术界许多人努力上进，这种状况有很大改进。但无庸讳言，有些人不思上进，甚至觉得固守原有框框有利可图。在学术和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一旦因缘际会，有的人成了的文化教育或宣传部们领导者，“官大学问大”，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审判官”，发号施令，指手画脚，教训老师，教训同辈，教训青年，“以无知批有知”的蠢行就不可避免一再重演了！
我的宁静还来源于长期研究历史养成的独特的“看戏”心态。世间百态都是史。评头品足，寻根究底，是历史研究者职责所在。此时，此事，何缘，何故？思考这些，无疑有益智宁神之功。
例如，《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们始初认为拙作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无独有偶，事件爆发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册责任编辑马执斌发表谈话，非常不满笔者的批评，论点之一也是：“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ii]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非常清楚，教科书批评不得，批评它就是批评国家！我估计他们是真心实意这样认识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第一期传达给读者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区分国家和政府、国家与个人。“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自由而设……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
[iii]国家和政府都是在宪政框架下，为了保障和发展个人自由而存在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教科书不过是政府领导和监督下编印的书籍，它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特征，但它不是政府行为，更不是所谓“国家行为”或“国家意志”。真正称得上国家意志的是宪法，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也是人们可以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至于政府行为更缺少不得公民的批评监督。教科书反而批评不得，太奇怪了！
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为什么时至21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在真假“国家”行为面前不能理直气壮说话，却是一副诚惶诚恐生怕灾祸突然降临的可怜相呢？
不是某个人特别胆小怕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代知识分子都把党、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党和政府的一个分支同它的整体不分；并且颠倒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彷佛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反而成了民众的主人。于是，批评任何具体事物都归结为反对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这是极端的蒙昧，却是包括反右派、文革在内的接二连三的重大灾难的认识根源。一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就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这个说法有什么法律根据？这本书“编著者”和“审定委员”各两人，笔者多年在大学和历史学界混饭半个世纪，却名字都没有听说过！问过好几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也对他们茫无所知！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其中某些人的资料，为数很少而且内容单薄。我们的国家就被他们代表了，是不是有点冤？批评他们的作品，就沦为“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维方法太吓人，也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太远了！
今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9日是大年初一，事件发生才几天，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几家人包括三个中学生在内一行十人结伴上了离广州不远的著名风景区西樵山。一连三天，我们嘻嘻哈哈，爬山登高，瞻仰大佛，享受美食，谈天说地，但“言不及义”。因为对我们说来，是非洞若观火，根本不需要讨论。
文明与无知的冲撞
随之而来的是网上文章铺天盖地；声音是多元的。那些反对当局倒行逆施的声音，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其中几篇最受人瞩目：
首先是龙应台的《请用文明来回答我——给胡锦涛的公开信》，1月26日在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著名日报上同时发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24日听到《冰点》停刊的消息通宵不眠写下这封公开信的，写完了生了一场病。
第二是2月2日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编辑记者、老法学教授的声明。
第三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萧翰2月14日一天内写了三篇评论放上互联网，题目分别是：《取消中宣部管制，走新闻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产权的行政垄断》，《催生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出版界》。
第四篇是2月14日，13位《冰点》作者（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傅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发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网警拦阻不住这些文章在大陆的网民中像春汛一样奔腾。
应台的文章是声讨野蛮的龙卷风：“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十三位老干部显示的是忧国忧民的凛然正气：“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
萧翰在充分说明利害得失后，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十三位作者的公开信，则以宪法为根据，详尽分析此举的错误和危害：
“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他们讲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常识。但是，在当代中国，宣扬这些常识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据说，在轻而易举的信息监控下，13位作者的公开信尚未发表，有关部门已经一清二楚，参与签名者除个别人外都被所在单位的领导人找去谈话，劝阻他们在信上签名。
作为当事人之一，对我的网络信息监控更是不在话下。事件发生以前，用百度查询关于我的信息，有48000多条，Google则在30000条上下。2月20日，有位年轻人用“百度”搜索“袁伟时”有701个查询结果，“google”搜索“袁伟时”有32000个查询结果，yahoo有58300个查询结果。百度保留的基本上是骂袁某人的声音；直到4月12日，这个状况基本没有变化。Google查询的结果则直线上升，到三月份达到15－18万条之间。
痛骂袁某人是“汉奸”、“卖国贼”、“奴才”的文章或帖子在大陆的网上广为流传。我都是看了标题，便一笑置之。值得看看的是署名子乔的文章，他反对我的观点，但是他用史料说活，如果不加辨别，一般人很难看出这篇文章的错误。但他运用史料有明显的漏洞，我在后来答复《冰点》复刊第一期批判我的文章中，顺便也将他提出的问题答复了。其他林林总总的文章中，还有三篇值得注意，其中蕴涵的信息，体现着中国大陆知识阶层中部分人的文化心态。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新华社特稿部主任熊蕾的文章。除了这篇文章外，我对她毫无所知，但这篇文章却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她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指责《冰点》不公正，没有刊登反对他们观点的文章。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袁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有权利有他对历史的看法。学术界对他的看法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媒体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这两方面或更多方面的不同观点，让读者了解学术界的争论情况，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并非学术刊物的媒体只发表了袁教授的一家之言，显然是出于赞同，这样就通过传媒传播的放大效果，把这一个方面的观点传达到比袁教授的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可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她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容许发表官方不赞同的声音。在几千家报刊中，人云亦云的文章如洪水般泛滥，只有《冰点》等少数报刊显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发表深受读者喜爱的文章，却不见容于当道。您为什么不严厉谴责这样的霸道和违法行为呢？公民有言论自由，报刊把一个学者的观点传播到比“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难道是罪孽吗？
二是暴力是近代中国人的唯一选择。“暴力的确不好，但是面对咄咄逼人要瓜分中国的暴力列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袁教授和台湾龙应台女士在谴责羊的暴力的时候，为什么不谴责狼的暴力？”
对龙应台的指责只能由她自己回答，假如她有这样的兴致的话。说袁伟时没有谴责侵略者的暴力，我宁可认为这是她阅读过于粗心的失言。她提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表明她的历史知识有重大缺陷，除了个人知识更新是否足够的因素外，这正是中国历史教育失败的又一典型事例。
在晚清著名历史人物中，黄遵宪（1848－1905）可以说是少数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爱国维新志士、著名诗人、杰出的外交家和史家。如果熊蕾女士读过他历时八载于1887年完稿的名著《日本国志》，或者她认真了解过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她也许会主动收回自己说的这些话。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上帝安排与我们比邻而居的日本，其成败得失不但是东亚各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参照系，而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唯一跻身列强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世界后发展各国的重要镜子。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和中国一样，丧失了很多主权。1858年与美、荷、俄、英、法分别签订条约，日本被迫接受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体制，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被迫允许列强设置“居留地”（租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前，他们同中国一样，采取“攘夷”——用武力驱赶外国入侵者的方针。60年代，有些地方甚至张贴气势不亚于义和团的布告：“外人近益跋扈，纵马横驰，往往伤人不顾，见之而不拔刀，即非日本男子！”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诸侯和不少日本人说到做到，开炮攻击外国船舶，袭击英国公使、刺杀英国领事和执教于大学的英国教师，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壮举不但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在赔款、惩凶的同时，还被迫同意“英佛（法）二国各留兵千五百人于横滨，以保护己民”，直至1875年才撤出。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形成“每改约一次，则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损”的局面。
[iv]主张改革和开国的改革派甚至被加上“密通外夷，阴谋内乱”的罪名，惨遭斩首！明治维新转而采取“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锐意改革。1871年10月8日由重要大臣组成的庞大使团赴欧美访问。他们没有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确立了“内治优先”的方针，
[v]全面推进改革，终于从90年代开始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899年取消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1911年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当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考察了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主张中国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从改革本国内政中寻求出路。他以治外法权为例，日本“深知其弊，亟亟议改。而他国皆谓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迁延以至于今。”熟悉日本、中国专制、残酷法律和西方法治状况的黄遵宪当然知道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触类旁通，他认为中国“今日之势，不能强彼（西方列强）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
[vi]在民族主义沸腾的“暴力”派看来，这样的主张岂不是“卖国投降”的铁证！
如果有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不难了解，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降，一切国家面临的都是如何应对不可抗拒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潮流。是主动变革，适应这股潮流，还是坚决固守传统，抗拒世界现代化和一体化进程？这是决定国家盛衰的关键。这个过程不是演奏田园牧歌的音乐会，伴随它的往往是血腥的侵略和许多不平等的耻辱与掠夺。当时当地是选择暴力反抗，还是为争取时间进行改革而对外适当妥协，那是审时度势的决策问题。把选择暴力或战争看作是爱国，选择和平或妥协视为投降，一股脑把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归结为道德问题，非常愚昧，是停留在19世纪大清帝国无知权贵水平的愚昧！鼓吹这样的泛道德论，掩盖了如何接受现代文明、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基本问题。
同日本一样，19世纪中国也有盲目使用暴力反抗与从改革内部中寻求出路两种主张。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诚等比较了解世界大势的中国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无不主张对外以和为主，努力避战；对内学习西方，推行自强新政。最早的是魏源提出“以内修为外攘”
[vii]，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反侵略的目的；简单说来，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日本不同的是清政府对他们的主张置若罔闻，却选择了最无知的顽固派主张的不管主客观条件，不问青红皂白，以暴力反抗侵略者的道路。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上述改革派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但他们赞成必要的妥协，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必要的情况下和列强乱拼。把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成是“卖国投降”，如此颠倒黑白，如此弱智，世所罕见，却是迄今为止屡见不鲜的主旋律！时至21世纪还说“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只能让人摇头叹息：那些误人子弟的历史教科书影响如此深远，连新华社的重要干部都陷入泥淖无法自拔，在中国要纠正偏见普及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知识太艰难了！
其实，从19世纪开始，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民族主义。历代都有人打着“爱国”的招牌兴风作浪，把不同意他们的愚蠢言行的人都贴上“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等等标签，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跟着起哄，往往能闹出或大或小的是非乃至杀人放火的事件。只要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任务没有完成，这类把戏会一再重演。
在这次事件中，一个自称在共青团中央信息办公室工作的陈立红，居然发出“全民批判袁伟时”的号召，俨然当年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的架势！另一个在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的名叫王小东的人，则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又是开讲座，又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帖子，进行人身攻击。他那些近代史知识不说也罢，最引人发噱的是一句话：袁伟时是“老洋奴”，弄的是“一仆三主”的“奴才影射史学”！“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这立即使我联想到街头那些到处寻衅，随时准备打架的闲汉。他们的惯技是煽动愚昧的民族主义情绪。想当年，文革暴发户戚本禹写的批判刘少奇的臭名昭彰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使的是同一招数，但还能说出几分歪理；不料四十年后的徒子徒孙等而下之，只剩下骂人的伎俩了！共青团中央竟然有那么多宝贝，中国的青少年可以大饱眼福了。不过，他们浮出水面又是必然的。社会多元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问题仅在于理性和偏激谁占上风。
三月一日，以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调离为代价，《冰点》复刊；从头版开始，用一个多版面，发表批判鄙人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看到作者署名是张海鹏，我乐了！呵呵，原来又是您！我和张先生早认识了，四个月前（2005年11月）他和我都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多次见面，客客气气。十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理论战线》上，他发表文章批判所谓史学领域的自由化，针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用“中世纪”取代“封建社会”这一中国大陆的习惯用语，大发议论，说是取消“反封建”的任务云云。我觉得十分好笑，就托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拙著，意思是您好好读读再发言。
其实，他的发言明显带有无话找话的意味，比起其他棍子党，不算恶劣。当时，他官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身在江湖，加上本来不是卓然独立的人物，说些胡话，可以谅解。与此同时，他给该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打招呼，既不要发表袁伟时的文章，也不要发表批判他的文章。在剑拔弩张反自由化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不失为保持《近代史研究》学术水准的明智措施。因此，尽管知道他是全国近代史学界四位以“左”著称的人物之一，还是认为他为人不算太坏。这次看到迎面而来的又是他，而且还是拿“反帝反封建”说事，内心有几点感想：
第一．这是有关方面能找到的最合适人选了。网上瞎嚷嚷的那些人，即使挂着教授的徽章，也上不得台面。当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愿意写这样的文章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了。四个著名的老左中难得他还有勇气承担这样的重任。
第二．必须彻底澄清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否则有些人会一再藉这个题目兴风作浪。
第三．他把气势汹汹的思想镇压降为理论和史实的争论，减轻了这个事件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写回答他的文章，还是费了一些时间。自从2002年写完《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以来，又有好几本关于义和团的学术专著翻译出版，拜读以后深感这些著作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澄清。很明显，我的责任不不止是回应张海鹏，而应努力将为义和团辩护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据加以比较全面的清理。三个星期中，除了应付一些急务外，写完一篇15000字的《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的长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好些新的探索；最重要的是重申我多年前已经说过的立论的框架：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
这篇文章3月23日写完，通过大同交给新的《冰点》编辑部，要求按照文明规则给我答辩权。与事先预料的一样，他们拒绝刊登。如果他们敢于刊登，那就开创了思想学术是非回归自由讨论的正确途径，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闯过一道重要关口。不过，他们受制于人，恐怕也没有敢于据理力争的胆识，机遇轻轻地飘逝了。前路漫漫，中国的文化学术还要受难！
转给香港《亚洲周刊》。邱立本总编辑说，他们通常最多只登5000字左右，要删节。我同意了。接着出现四个出乎意料的情况：
一是4月3月刊出，居然除删掉注释外，全文照登；保留注释的电子文本则放在他们的网站上。
二是文章刊出后，原来气势汹汹的讨伐大军基本上一片寂静。浮上心头的是家乡的谚语：“吃了丹药静静了”。
有些官方或接近官方的人士传出一个说法：具体的论点袁伟时可能是对的，总的结论不对。我想，这个说法不失为可以下台的台阶。
三是有位朋友告诉我，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
上到这个杂志的网站上，果然在3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6期上，发表了宋小庆、马执斌题为《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文章，没有点名，但矛头是指向我的。这篇赞颂“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值得注意的是文末注明的作者的身份：“宋小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马执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上面说过，马执斌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加上执政党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身份不可谓不特殊，又发表在执政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上，理应引起人们关注。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反应冷冷清清，似乎没有什么人理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谁愿吃隔夜馊粥？
四是已经是8月份了，有位年轻学者才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龚书铎教授在教育部办的《高校理论战线》四月号和不知哪里办的《中华魂》三月号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历史不能任意涂抹》和《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这个发现解开了我几个月来的疑惑：为什么这位左营领军在这次事件中不上台表演？原来是演技拙劣，人们连眼尾都不愿多瞄一眼！此公官位显赫：国务院学科评审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要经费，要博士、硕士授予权，都得通过学科评审组评审；学者们可不敢随便得罪他。二十多年来，他在中国史学界的主要功勋是乱打棍子，还说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会再说一遍他生前说过多次的谚语：“我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拜读了他这两篇大作，发现与张海鹏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公开点名攻击，内容则又是一锅隔夜馊粥！难怪可怜兮兮，没有什么人愿意提起！
外国记者和大使关注的焦点
伴随事件始终的是海内外主要是境外媒体纷至沓来的采访。三十多家媒体几十次的采访，电视、广播、报刊，遍及亚、澳、欧、美几大洲，为数最多的是香港、日本和美国。以日本来说，从共同社到《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经济新闻》、《中文导报》，还有日本电视网广播公司（Nippon Television Corporation）都来采访。印象特别深的是《朝日新闻》驻广州记者的敬业精神。他们采访了几次，其中一次是3月1日，早上8点，铃木晓彦先生和他的助理张翠萍小姐已经到了我家，带来了当天复刊的《冰点》版面的传真。反应之快，让我有点吃惊。
他们问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除了询问文章写作的过程和涉及的一些问题外，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状况；二是民族主义猖獗。
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有没有官员或学校领导人找你谈话、施加压力？我的答案很明确：没有。这是事实。历史毕竟在前进，反右和文革不可能重演。但是在这事实后面有个标准问题。那些蛮横的决定不就是压力吗？不过，耳闻目睹无数悲惨遭遇，只要不直接威胁到极其简单的日常生活，昔日的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有时深夜静思，个性倔强独立如我尚且如此，中国人普遍摆脱臣民——奴隶心态谈何容易！
中国还没有实现学术和言论自由，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作为受害甚深的一个教师，十分无奈又不甘放弃，只能尽心尽力呼唤法治和自由。2月7日我对《朝日新闻》铃木晓彦先生说：
“中国现在处在发展变化很关键的时期，中国是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对世界是福音。如果选择不恰当的方式，人民会受难，已经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形态都会受到损害，对世界发展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过去我们的‘开放’是对的，今后也应该继续开放。开放应该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作贡献，关键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老是让知识阶层心惊胆战，要有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总结经验。必须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政府要守法，人民也要守法。政府如果没有受到法治的约束，就会侵犯公民的权利、损害国家的利益；而公民也要遵守法治，否则会出现暴民专制。我希望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持续发展的国家。”
在中国，狭隘民族主义常常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上场。19世纪以来，中国朝野都惯于拿“爱国还是卖国”做文章；在这个题目下，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波，弄出一大串真真假假的“汉奸”、“卖国贼”。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揭露真相、澄清是非，总结打着爱国旗号的蠢行祸国殃民的经验教训。
2月9日在回答《读卖新闻》中国局局长藤野彰先生提问时，我指出：
“我想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会很自然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文化，这个是很自然的感情。……
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爱国”有两种：一种是理性、文明的爱国。它有三个标志：（1）努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法治、富裕的现代社会，以优良的社会制度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2）保护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以优美生活环境赢得民心。（3）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开放的态度和他们和平相处、自由交流。
另一种是野蛮的爱国主义，它的标志是：（1）惟我独尊，盲目肯定本国和本民族的一切。（2）排斥现代文明，视自由、民主、法治和现代文明的各种成就为寇仇。（3）蔑视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灌输仇恨，动辄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思想灌输在短期内能够蒙蔽一批人，但会给本国和其他国家带来莫大灾难。从长期看，公民会‘用脚投票’，或动手推翻那些假借国家、民族名义营私的专制统治者。20世纪留下的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狭隘民族主义是百年顽症，要彻底消除非常不容易。众所周知，中国离开放社会的标准还很远。这里就有狭隘民族主义在作祟。有的人动不动就以‘不合国情’为藉口，拒绝接受普世性的价值或国际通行的做法。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中国的痼疾，也是尚未走出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病。当传媒为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不理性的反帝“壮举”欢呼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你们是助人还是害人？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问题居然也是外国驻华使节关注的问题。3月17日，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Dr. Volker Stanzel）邀请我到广州天河南二路水沐莲清餐厅共进晚餐。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李浩然（Harald Richter）也在座和担任翻译。三人围着大厅的一张小餐桌，边吃边聊。餐厅的负责人大约觉得坐着插上德国国旗的黑牌（外国使领馆车牌）车莅临的客人有点特别，一再让服务员用各种借口前来打扰，直至违反常规直截了当索取各人的名片。史丹泽博士很有礼貌给了她写着德国大使头衔的名片后，劝阻她们不要再来干扰，我们的谈话才得以比较顺利进行。交谈中他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相信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是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强烈，若干年后，他们上台了，会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我坦率地谈了我的认识：这是不必要的忧虑。在我看来，网上那些令人吃惊的民族主义言论不能代表当今年轻人的主流。我的根据有三条：
1．中国的互联网不是自由天地。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一下子就被删掉了。有些问题不能完全以网上的言论作出判断。
2．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基础变了。水平较高的中国大学，都鼓励选用外国原版教材和用外语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年轻有为的官员派到国外（主要是欧美）培训。他们对世界现状比较了解。
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多数人得到实惠，要重新关上国门，脱离经济建设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谈完自己的看法后，真有别样滋味在心头：想不到那些狂热分子往中国脸上抹黑的影响竟那么恶劣。
校园内外的潜流
在缺少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人都会养成一些自保和避免连累别人的习惯。《冰点》事件发生，我从不主动和亲戚、朋友谈论这个问题。据说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传媒都报道过《冰点》事件，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们在履行职责。令我吃惊的是这件事影响面竟然那么大，众多大小私人空间都在关注这个事件。
请从校园外谈起。
这几个月我常常接到一些不认识的朋友的电话。他们想方设法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打通电话，通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大体是这么几句话：我支持您，向您致敬！请多保重！
一些朋友写信来，“铁肩担道义”等溢美之词让我惭愧。有些朋友则专门驱车从外地赶来，表达慰问和支持的情谊。一些朋友怕我消息闭塞，特地从香港、台湾、新西兰、美国等地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有关的动态。
中学生也在关注这个事件。湖北有位高三学生写来一封长信，说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我说的严重。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教材总是站在赞赏、宣扬的角度……但是黄巢和张献忠两人都做了一些什么，他们那么残忍地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难道不应该接受历史的谴责吗？……
“我们的历史教育却不需要我们思考，只让我们在一片农民起义的颂歌中昏昏睡去，于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情绪大于理智的国民。
“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更是荒唐。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事件，我们考查的是：在哪个地方办了一些什么工厂，在哪个地方有谁办了什么刊物、学堂。至于这些运动的失败总是轻描淡写却又意味深长：因为他们不代表先进的阶级。这个理由是万能的，却是无理而霸道的。一旦祭起‘阶级’这颗大印，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默认。
……
“袁教授您说在一个人的学习中有什么比压抑真理更让人难受？……
“个人的压抑倒还罢了，可悲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普遍处在一种对历史的无知状态中。……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能上‘百家讲坛’的都是大家，连大家都沉溺于向民众描述细节又怎能指望民众变得理智？那些泛滥成灾的‘皇上’、‘格格’之类的影视片为什么能让我们的民众痴迷？民众的情绪又为什么轻易被鼓动？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反思。我们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民族的情绪，却从来不习惯于从历史中获得理性和清醒。”
这位中学生说得那么尖锐，有些意见可谓掷地有声。5月9日，我给他发了电邮：
“从来信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学生；你的怀疑和探索精神非常宝贵。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想泛滥的冰山一角。要拨乱反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希望在你们这一代。
附上我的两篇文章，给你参考。但正如你所说：考试还是要按标准答案。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祝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
真无奈，我不得不提醒一个正在觉醒的少年要做两面派！有话直说，敢想、敢说、敢干，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环境，是现代国家活力强大的的基础。我们不但没有为他们搭建好这样的平台，而且从上小学开始，家长们往往不得不提醒他们提防祸从口出！我们这一代人欠他们的债，此生此世恐怕难以还清。
出乎预料的是，与学术完全挨不上边的一些亲友也听到消息，上门来索取资料。
为了满足不懂电脑的亲友的需要，我不得不将自己写的有关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复印，先后印了60份，全都被拿走了。
香港有一批几十年如一日坚定不移支持中国的“亲中派”头面人物，他们每个星期五上午都在著名的陆羽居茶楼聚会。据参与这个聚会的朋友告知，他们都认为有关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错误的，都在关心我的处境。
校园内，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在跟踪事件的进展。有的朋友生怕我受不了，直捷了当说：“老袁，大家都支持你，要顶住！”
在校内，理工科的教师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绝对不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这几个月，分别同三个学院的教授们餐叙，他们居然对有关情况都了如指掌。
小儿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又是中山大学生物工程中心的学术委员。5月24日他从美国回来，第二、第三天，一连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把喉咙都讲哑了，妈妈心痛得很。一连两个晚上，生物工程中心宴请他，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餐桌上最热烈的话题竟然是《冰点》事件。这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们，不但对情况和是非一清二楚，而且转述了历史系一位著名教授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们，中青年几乎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受制于环境，只能选择沉默。60岁以上的老教授们，观点通常比较保守，但愿意跳出来为义和团辩护的也非常难找。有位老教授则认为：“老袁讲的都对，但讲的时机不对。”我想，这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意见。可是，他恐怕无法回答，何时才是合适的时机？这怪不得他们，在缺少学术自由的环境下生活，只能谨言慎行，那种学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勃勃生气无影无踪。我在心里沉吟：问苍天，是谁戕害了学术生机？
五月有一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天纲、北京师范大学的钟少华等三位教授来访。他们是在澳门开完学术会议顺道在广州停留的。少华快人快语：还有两位很想来看你，给暨南大学留下来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了。我给一位暨大教授打电话说，我们去看袁伟时，你去不去？他说：袁伟时反民族，反国家，反社会（主义），看这样的人？不去！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开心的是：难得社会多元，“思想统一”不再，千人千面千心，自由由此发端！
不过，有个情况恐怕是下令讨伐者始料未及的：不管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学者们都对这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恐怖非常反感，他们渴望正常的学术环境早日在中国出现。同三十年前即文革结束前的情况完全相反，甚至同上一世纪80年代也迥异，被官方点名批评的学者，在人们眼中不但不再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反而成了倍受崇敬的人物。愚鲁如笔者，也沾上了这扭曲了的环境的非份光泽。
难以忘怀的是收到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3月27日的来信。他是国内研究美国史的权威，93岁了，竟然也关注这一事件。他在信中写道：
“早些时了解到《冰点周刊》的停刊与大作《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于是找来大作一读，感到有理有据，是一篇我近来读到的出色的科学论文，凡是具备有一定知识、理论水平的有良心的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阅评组，竟予以否定。其蛮横无知，一至如此！这样一个蛮横无知小集体竟能掌握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生死决定权，真教人心境难平，忧思无巳！”
他的忧思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他索取有关资料，我赶快寄去，请这位前辈学者教正。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Cohen）的来信。他的《歷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公认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名著。他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首先，我赞同你在文章中致力的事情。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你在评论日本的情况时指出的一样，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个不同是，在日本有不同的现代史教科书，教师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来进行选择；第二个不同是在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教科书扭曲历史的事情。这在美国也是如此，但你也已经发现要在中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你呼吁人们关注并修订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努力是完全值得赞赏的。
第二，也更为具体的是，我同意你对教科书处理义和团起义一章的几点评价。当然，完全忽略义和团对现代化和一切外来事物的仇视是不可理解的。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对诸如毓賢滥杀无辜之事和慈禧太后怂恿起义等行为不予任何批评。我同样同意义和团起义是一场极端的反外国运动，而非反帝国主义，因此（李时岳数年前就指出这点）说义和团运动防止了中国的分崩离析纯属诡辩。最后，你批评教科书对于历史证据不负责、不诚实的安排，确实令人想起文革中对于义和团起义的历史处理（我书中有一章谈论这点）。
第三，更为宽泛一点，我由衷赞赏你对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我的国家永远是对的）所做的区分。在此重申，尽管中国是个极端特例，但也可在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里找到与中国（的爱国主义）重叠之处，包括美国。这让我想起越战时期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就试图把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我（作为一名反战人士）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是错误的，那你的爱国主义责任就是用一切可用的方法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而你已经通过批评教科书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批评共产党继续支持这种对于历史的扭曲中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对义和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不同意。你深深地认定现代性的一种形态，就是充满理性和宽容，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形态。这是你希望中国拥抱的形态，我也希望这样。然而，我不认为这是重建义和团历史的适当的出发点。你的基础问题是相对于你支持的现代化，义和团的站位在哪里，这样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很显然，和你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人道的、世界主义、宽容的现代世界相比，义和团是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化的。
从我的视角出发，重建义和团历史的方法其结论应更为开放。我试图理解义和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出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样的行为。我想尽力弄明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这些信仰和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还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和中国其他的社会运动（1900以前及以后）有什么不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又有什么不同。简要地说，我认为，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也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最是伤怀是亲情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至理名言。无辜伤害一个人，必然伤及大小不一的人群。
对我说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瞒住我的太太——志明，让安分守己的她的平静生活不要受到干扰。她不懂电脑，听力不好，整天躲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做家务，几乎足不出户。因此，尽管一个多月来室外雷电交加，她对事件仍毫无所知。二月下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徐雪宾打电话来，说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闹得很大，她将有关情况都告诉我了，还说有境外反动势力支持，要我做好最坏准备。
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具体内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知谁把那些谣言吹到雪宾耳边。（1）“有境外资金支持”。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有境外资金支持不等于政治上有问题。二十年前，我得过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那是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同当时美国华人电脑巨头王安的研究院合作，全国重点大学教师公开申请、公平竞争得到的。十年前霍英东基金会拨出一笔款，给我组织学术活动。我利用这笔钱在海天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现代与传统丛书”，庞朴的《一分为三》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纳入其中；与此同时，邀请了包括李泽厚、刘小枫等许多著名学者到中山大学讲学。不过，十年前这项拨款已经中止。此外，这笔钱任何支出都要向基金会凭单报销，我只是活动的组织者而已。我早就知道有人喜欢在资金问题上做文章，制造“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为此我特别谨慎，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这也是我在风暴中如此坦然的原因之一。（2）我的“书境内买不到，都拿到境外去出版”。其实，直到今年6月，我的书都在境内出版，从未在境外出过书。7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晚清大变局》的繁体字版，是我第一次在境外出书；但这部书1992深圳初版，1995年重印，2003年江西出增订新版。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常识：作为言论自由不可分割部分的出版自由，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能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被迫到境外去寻求这样的机会，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专横的权力，而不是作者。（3）“为台湾敌对势力攻击大陆提供论点”。《冰点》事件爆发，国共两党正处于蜜月期，算不上是“敌对势力”了；民进党周身蚂蚁，自顾不暇；他们都没有介入这件事。台湾和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卷入此事，功劳应该归于阅评组，是他们制造了这次风波，为传媒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关于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在中国，诬陷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学术观点的人政治上有问题，甚至说他或她背后有反动势力操纵，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司空见惯，许多受害者家破人亡。不过，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卑鄙勾当虽然不绝如缕，但人神共怒，愿意故技重演者越来越少。想不到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人想玩这一手。这些谣言来无踪，去无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好说明这些阴招的市场非常狭窄，没有什么人愿意买账了。
徐雪宾教授和志明是广州协和女中的同班同学和多年的挚友；她丈夫是卢永根院士，夫妇俩和我们是认识五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许是经历的风霜太多了，同时相信我光明磊落，没有接受不正当的资金，志明虽然担忧但是相当平静。她的意见是：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不要对抗，不要反驳，以免连累子孙后代。她一贯的态度是相信“组织”（共产党和政府），“组织”错了，顶多提提意见，不听就逆来顺受。我告诉她，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更没有所谓同境外反动势力勾结；我的学术观点是对的，是为了国家未来更好发展；我认为她的那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令我苦涩的是她们为什么会那样轻信谣言和联想到恐怖的后果。我深信雪宾提醒志明要做好最坏准备完全出于好意。40年代末，她们念中学时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那是有生命危险的选择。1950年夏天，雪宾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奉命放弃燕京，到岭南大学。志明则考上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也遵照组织的决定，放弃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两个毕生奉公守法、听共产党的话、勤恳工作的共产党的忠实党员有这样的恐惧可不是小事。
两人的反应其实都是对几十年来公民权利失去保障、灾祸可能随时降临的悲惨图景的的恐惧。且不说几十年耳闻目睹的悲惨故事和近日流传的谣言令人胆战心惊，亲人的遭遇就足够让她们刻骨铭心。
雪宾的哥哥徐刍，是清华大学教师，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研究最早的参加者。我没有见过他，但多次听志明谈起他，说他一是“牙刷”（广州话：自负），二是喜欢到“天光墟”（早上卖各种旧物的集市）搜罗杂物，修理和捣鼓各种东西。这是非常典型的聪明能干的男孩子性格。这样的人很容易持才傲物，被划为右派就毫不足怪了。文化革命期间他在广西一个劳改场中被活活打死。
志明的姐姐邵妙容50年代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1957年，她应邀参加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的座谈会，说了一些党的政策没有好好落实之类的话，换来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在炼狱煎熬的过程。最可怜是三个孩子，不得不分散放置在亲友家里；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长大，身心饱受摧残，其中两人罹上无法根治的疾病。大女孩放在我们家里，但在59年的反右倾中，一些人揭发、批评志明为姐姐的遭遇落泪，收留右派的孩子，立场不稳！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位还在念幼儿园的小姑娘不得不转移到其他亲友家里。难忘的2006春天，毕生善良淳朴如无暇白璧的两个妇女（容姐和她的长女梁思）相继过早离开人世。3月为容姐送行，南海新建的非常气派的殡仪馆在狮山镇，正是她当上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地方。包括大饥荒的三年，她就在这个当时经济非常落后的狮山人民公社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而作为右派居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她毕生勤奋、心灵手巧而又人缘很好、从不惹是生非的自然回报。不难想象，她为此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超常劳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想起这位善良的姐姐的悲惨遭遇，志明和我都不禁泪流满面。当时，因心脏病几度开刀的梁思已经不能来为妈妈送行了，不到一个月就跟随妈妈西行。
2月2日，年初五，雪宾、志明和自北京、加拿大回来过春节的四位当年的中学同学到暨南大学拜见年逾九旬的中文系教授虞泽甫老师。40年代，虞老师在广州教中学，身为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循循善诱，把他们四个引上憎恨国民党腐败、专制统治，跟随共产党追寻理想社会的革命道路。永根和我也参加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四家人共同宴请老师。餐桌上虞老师和学生们，除了忆旧，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前无所不在的腐败。我们都是唱着“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两代共产党人都没有看到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但对我说来，这个话题已经有点麻木，谈了什么具体情况完全记不起来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形成强大、公正的监督和惩治体系，这个痼疾无法根治。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老是收窄言论空间？
住在阿根廷的姑姑是我唯一在世的长辈。1946年姑丈高亚伟教授受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名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她相夫教子，在台湾生活了五十多年，直到2003年姑丈逝世，她才到阿根廷女儿家里居住。事件一发生，她在美国的儿子就打电话告诉她，说伟时表哥出事了。她非常紧张，叫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打听一下情况怎样，人身安全有没有问题。我请堂弟转告，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请她不必担心。过了没有多久，春节还没过完，她不放心，又直接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怎样？我再度据实相告，安慰她不必担心。但是，要年近九旬的长辈为我担心受怕，心里实在难受，讲了没有多久，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也听到姑姑在大洋彼岸压抑不住在掉泪。在台湾，她是兴宁同乡会的常务理事；在阿根廷，她的女婿是当地侨领；改革开放以来，兴宁县的党政领导费了不少心思和他们联络。姑丈逝世，《兴宁文史》还出了悼念专辑。阅评组大笔一挥，深受其害的显然不止是我个人，家乡同海外游子的感情纽带无疑也重重挨了一刀。
1950年我考进中山大学时，有一大批香港学生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毅然摆脱各种羁绊到内地上学。同改革开放后招收的港澳生不同，这些“香港仔”与我们完全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60年代以后，他们多半带着满身伤痕黯然回去。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各方面的骨干。我校数学系的马汝念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到这个世纪初，他才到美国居住，2006年三月不幸病逝。几天前回国的他太太告诉我，“马仔”（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逝世前一再念叨的就是：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在不同院系学习和工作，很少交往，他的惦念不但是物伤其类，而且是他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祖国的走向的担忧。
2006，寒冷的春天，难以承受的是亲情的关怀。大学同学、高中同学都在殷殷询问：老袁，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事情多，高中同学的聚会缺席了；他们特地推出代表来找我，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一再叮咛：别理他们，健康最重要！最难承受的是两位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看我来了。她们都是在亲人陪伴下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的。惠玲别来整整60年，已经步履维艰；从梁銶锯堂（大礼堂）前面到紫荆园餐厅二三百米距离也要坐车了。念广在广州工作，也已30多年没有见过面。她是拄着两条拐棍和老伴一道来的。她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人民共和国诚诚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人。我们的愿望也很卑微：不要侵扰我们，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说几句话。
在喧嚣一时的《冰点》事件中，这些人在各种媒体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他们都瞪大眼睛在注视着事情的进展。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支持，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是对祸从天降和祸从口出的厌恶和无奈。中国的文字狱源远流长，自从上一世纪苏联的意识形态恐怖传进中国后，谬种流传，土洋结合，变本加厉，人们谈虎色变，这是受害者的自然反应。
这些亲友都知道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改观，论何人都没有本事把中国拖回到文革年代。可是，一有风吹草动，恐怖的记忆立即浮现。不能责怪他们无视神州的巨大变化，人们深深懂得：恩赐的优惠，施恩者可以随时收回。面对个人难以抗衡的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天威难测，宁不恐惧？
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是龙应台的遭遇。2005年，我们好不容易把她请到中山大学做报告。在中大的大礼堂——梁銶琚堂校内外一千多听众聆听了她的精彩演说，大小报刊争相报道。2月24日，我收到她的电邮：“伟时，好消息，我昨天去‘试办’进入中国的签证，竟然发给我了！所以，第一个行程，一定是到广州去看你。听说要在广州开‘义和团研讨会’，真的吗？几时开？我就那时候去？或者，早点去，我们‘庆祝冰点复刊’？”
25日，我给她回信：“应台：谢谢传来好消息，等待你来广州！给一个题目吧，再做一次公开演讲。开讨论会云云，纯粹是流言，不但我完全不知道，昨天特地问了几个本地和外地的朋友也说毫无所闻。我想还是看看《冰点》复刊后他们有什么动作再定你的行止吧。除了五月初第一个星期（全民放假的黄金周）和六四前后，什么时间来都可以。”《冰点》事件后没有剥夺龙应台回乡的权利，理应称许。不过，21世纪了，公民可以回乡居然成为一个“好消息”，历史的脚步未免太蹒跚了。
更令人伤感的事还在后头。应台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急性子，约好她12号上午到广州，下午在中山大学做报告，第二天上午飞桂林。她半信半疑，报告做得成吗？我最初信心十足，一再说行。9号，督促有关朋友去落实报告场地，当听说报告人是龙应台，管理人员请示领导后答复：“这么著名的人物做报告，要报省里批准！”稍有在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拒绝的遁词。同一个龙应台，去年在中山大学，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对这样的官腔不满，在资源高度垄断的环境里，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公民自由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冲撞。事例俯拾皆是。就在那几天，长期在香港左派媒体工作的周奕先生来信：
“袁教授：
前两天给你的电邮遭到一再退件，一怒之下，把这几个月来我遭到多次退件的事情抖出来。
文章已写好，并已发给明报。马家辉（《明报》编辑）刚刚来电，立即安排刊出（一般来说是四天之后）。现在把这篇文章邮上给你，我对这些愚昧的行为始终是嘻笑怒骂。”
我在回信中写道：
周奕兄：
写得真实、生动，留下一笔可贵的历史资料。
一个体制确立后，要改变它，非常困难。我们当年都曾参与栽树，不久就长期、反复品尝苦果。我们的最后责任是认真参详，留下历史智慧给后人。
祝
笔力长健！
袁伟时 5月10日
这类信息封锁不光是对我个人通信自由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知识和思想的禁锢。人们都知道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开放和免费的百科全书。是交流知识和激发想象力的最大平台。可是，中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告诉我们：“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维基媒体项目于2005年10月被大陆当局封锁，至今不能正常访问。”不问可知，藉口无非是它有思想检查当局认为有害的内容。但没有信息自由，就没有现代化。这样的倒行逆施，显然非常弱智而又徒劳无功。它挡不住有心人冲破封锁线，中国的形象却被败坏了，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会不得不吞下压制造成的极端非理性的恶果。
尽管如此，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坚信只有和平稳健的改革能够推动中国走上法治、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康庄大道。
4月13日下午六点，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依约准时来到中山大学南校门，陪同他来的是他的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黄颖小姐。先带他们到中区校园看了一下，惊叹老建筑和古树之美，然后到校内的餐厅吃饭。边吃边谈，整整两个多小时。他说：《人民报》是荷兰第一大报。话题离不了历史教科书和中国未来走向问题。我说：“中国渐渐地在转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学生不相信历史书上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学生懂得英语，他们能避开封锁，看境外的网站。有人说中国的新一代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会讨论历史，他们知道是非曲直，他们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新的中产阶层也一样。但总有一天会改变，中国再也不会沉默。很重要的是，政府也应该积极面对这些。” 我也告诉他：“转型中的中国，黑暗与光明并陈。我深信，中国不是苏联，一个毅然参加WTO的中国，1997、98年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的中国，必将战胜专横，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
汉斯先生说：“你很乐观！”我立即补充说：“也很温和。”他笑着答道：“我也很温和。荷兰是低地，所以多数人都很温和。”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山岳派的雅各宾派极其激进，而低地或平原派——吉伦特派是著名的温和派。一个认真研究过19、20世纪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无视民族主义、不断革命和民粹主义三大极端思潮带给祖国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在不断改革中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移植到中国，让中国人在自由的环境中继承传统、融入世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我企盼看到这一光明战胜愚昧的事业的重大进展。
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写完
8月10日修改定稿
[i]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ii]人教网历史教育教学论坛，2006年2月4 日。
[iii]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iv]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97、88页。
[v]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vi] 同上，第88、89页。
[vii]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