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天安门之子》自序
余杰
“警察读者”们，在我的新作《天安门之子》在香港开放出版社问世前夕，我写下了这封给你们的公开信。你们确实是我的“忠实读者”，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对我进行传唤的时候，强迫我“自愿”答应让你们从我的手提电脑中拷贝走文章和资料——当然包括这本正在编辑中的书稿。因此，你们比所有的读者都“先睹为 快”了。
我理解你们对阅读我的书稿的热切盼望。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访问美国归来的时候，我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几名便衣就紧紧跟随在身后，并不时地用对讲机通话。我 感谢你们特殊的迎接方式。当我正在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时，便衣们都走进了海关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一大群穿着海关制服的人员走到跟前，表示要检查行李。于 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中，几个箱子全被翻得底朝天。当海关职员发现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时，如获至宝般地询问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宣传资 料？”这样的职业素质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海关职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提电脑和照相机上：“这是你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吗？”
我回答说：“这是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的旧电脑，你们看，表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呢。”
“那么，你拿发票出来，如果没有发票，你就得先把电脑留在我们这里，明天找到发票之后再来取；否则，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你新买的，你要依法纳税。”
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到达机场的有好几个航班，数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地从身边走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随意地挎着装有手提电脑的挎包，海关人员却熟视无睹——我是惟一享受到了这种殊荣的例外。
“那么，我缴税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将我的电脑留下，然后窃取电脑中的材料和文章。你们会拿着放大镜去检查每一个字，将所有“大逆不道”的“反动文章”搜 集起来，作为有朝一日的“罪证”。我决定不会让这台手提电脑离开身边，便选择了缴纳这笔高达三千元的根本不该缴纳的税款。你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六点，五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敲开我的家门，一名警察向我出示了一页“传唤证”。我要走近去仔细阅读，谁知此警察拿着传唤证恐慌地往 后退了两步——难道以为我会抢夺并销毁了它不成？一瞥之间，我看到了传唤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落款则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
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扭着我的双臂将我带入楼下的警车，并将我夹在后排的中央。前后还有数辆警车“保驾护航”。我对这样的大动干戈感到困惑——我又不是詹姆斯•邦德，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们根本不必出动如此众多的人马。
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房间之后，长达十四小时的审讯开始了。我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幸享受到了免费的麦当劳牛肉汉堡。整整一个通宵，几批警察轮番上 阵，红脸白脸黑脸相继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时有警察进门来，拿着一张小纸条放在主审警官的桌子上，仿佛案件又有了什么重大的进展。这是 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心理战术”。
一名中年警察扮演“孔子”的角色。他自称在高校工作过，便以导师的面貌出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前程远大，不要继续误入歧途了。你的问题主要还是交友 不慎，与刘-晓-波等社会渣滓来往。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定要悬崖勒马。”接着，“孔子”先生为我设计了几条灿烂的人生道路：“你可以做学术研究 嘛，再进入学院也不难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当上教授的。不然，你还可以写畅销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一集就可以挣十万元，有名又又利。你写这些内 容，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也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这位慈祥的人生导师，如果脱去警服的话，说不定可以参加当年曲啸、李燕杰 的讲师团呢。“孔子”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诫我说：“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你文章中的反面人物。但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的。尽管你现在可能 不能接受我的意见，但你以后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之后，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一番好心。”俨然是对我推心置腹了。
“孔子”的劝说没有奏效，“关公”立即上场了。这名年轻的便衣警察，一进门来便歪着脖子打量我，一看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善于打架斗狠的角色。他将我 审视一番后，猛然冲到面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是文化流氓，我们是政治流氓，我们还怕你不成？”看来，他要给我一个 “下马威”呢。“关公”毕竟心直口快，三五句之后便说出了老实话：“你不要跟我们讲法律，我们共产党从来都不遵守法律。老实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就 是流氓，我们的政权是以无数人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难道会白白地让给你们不成？我们从来就不怕知识分子发牢骚，当年毛主席一句话，就让千百万知识分子人 头落地了。”这位大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关公”先生，谈起中共党史来却比那些党史专家更加真切。紧接着，他鼓着眼睛说：“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是捍卫共 产党江山的！今天，我们对付你们还有许多新办法。你信不信，我立即把你投入刑事犯的牢房，让他们把你打得半死。我们可以让你人间蒸发，随便制造一个车祸就 解决问题了，我们比苏联的克格勃还要厉害，我们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你不怕是吧，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亲人，我们可以让你家破人亡！”说 到最后，他咬牙切齿地，几乎变成了“狼图腾”——谁说今天的中国缺少“狼性”呢？
“警察读者”们早已将我在海外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好，让我一页页地在上面签字并盖手印。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使 用真名发表的，我对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负责，难道我会不敢承认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吗？“孔子”先生说，你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侮辱了 最高领导人，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的心中感到很好笑：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专制政权，其安全程度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书生的几篇文章就能将其 “危害”了？可见，你们已经没有多少自信了。“孔子”先生还说，你写的文章对我们党充满了仇恨，你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混不下去的，即使在你欣赏的所谓 “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骂政府，小布什早就叫联邦调查局收拾你了。按照“孔子”先生的说法，我们的党对我还真够仁慈的了。而“关公”先生则 威胁说：“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不如交给我们处理，你就安全了。”当警方的电脑专家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所有的 资料之后，“关公”先生立即变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嘴脸，我惊诧于此人变脸之快，即便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也比不上。此时，“关公”先生像铁哥们一样地对我 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难处找到我，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
传唤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桩恶法——当事人被剥夺了与律师会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沉默权。而整个对我进行传唤的过程并不完全合法：无论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还 是便衣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向我出示警官证；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也没有留给我一份传唤证的副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们还逼迫我签字表示“自 愿”交出电脑由他们拷贝其中的文件；最后，拘禁我的时间达十四个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二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的时候，才知道妻子也被警察叫去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妻子打电话将我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一名气势汹 汹的女警拍着桌子对妻子说：“你大肆炒作此事，只能对你丈夫的案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盲执法，尤可悲也。当妻子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瓦文 萨的妻子达奴塔当年的一段访谈。一九八二年十月，波兰还处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之下，达奴塔带着两个女儿去探望被拘禁的丈夫，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特务们粗暴 的对待。秘密警察博宾斯基上尉猛然将她推进房间，她把女儿安娜撞倒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上尉凶狠地训斥说。
“闭上你自己的嘴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达奴塔毫不畏惧。
“你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只是奉命拘留你。”对方回答说。
达奴塔写道：“上尉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将我如何骂了 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出正式泣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对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最后，达奴塔轻蔑地对这个穷凶极恶 的秘密警察说：“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
警察先生们，达奴塔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妻子想对你们说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骂你们是猪。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仇恨你们。在被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 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一名便衣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说：“既然你写过一本 名叫《拒绝谎言》的书，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们讲老实话。”谎言帝国的侍卫们劝导老百姓都要讲真话，这一幕场景比《变形记》和《等待戈 多》还要荒谬。这名便衣警察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到我与丁-子-霖老师的交往，我遂反问他说：“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我不能与丁-子-霖老师交往吗？你 们杀死了人家的孩子，却不允许父母哭泣和悼念，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假如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将如何？”此人不敢正面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 说：“那，那不一样吧。”警察先生们，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虽然你们仍然拥有制造谎言的能力，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虚伪的诺言了。你们 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运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苹果烂了，如何保鲜？”虽然你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持你 们的权威了。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就只剩下暴力了，而暴力终究有失效的那一天。
警察先生们，你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垮我，但我真切地感到，真正恐惧不安的是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只有蔑视而没有仇视，正如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 克所说的那样：“你并不敌视警察，对他们只是怜悯。你很清楚他们中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很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孩子都会感到羞愧。你明白，国家会对 他们进行大赦（还有谁能记住往日的刽子手和告密者？）”是的，警察先生们，我把你们看作读者，而不看作敌人。我没有敌人。我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什么， 也不是要制造敌人和掀起仇恨，而是要捍卫我和同胞们共同的自由与尊严——当然，也包括你们警察的自由与尊严在内。我愿意先从自己做起，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 样：“开始去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在追求真理的 斗争中，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们可以监禁我的身体，却不能监禁我的灵魂；你们可以羞辱我的人格，却不能剥夺我的尊严。
警察先生们，你 们是我的“第一读者”，但我的文字对你们可能完全“无效”，就好像炽热的泪水滴在冰冷的石头上一样。这种情形正彰显了文字的有限性和我自己的有限性，启蒙 的事业并不是大叫一声“芝麻开门”就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形也使我认识到人与人的心灵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差异——我愿意做心灵疏通的工作，致力于消除这种 巨大的差异。在此过程中，我不会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即使仅仅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知道，如果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这个世界确实有 可能沦为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对此，米奇尼克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 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都是猪圈，正如安德烈依•奥泽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 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是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 而上。多年之前，教宗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对待他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生活在猪圈中的处境——既不把自己当作猪， 也不把你们当作猪。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你们会为自己昔日所做的一切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我个人早已原谅了你们——即使你们坚持不忏悔。我的宽恕并 不是对你们的忏悔的奖励，它是我的精神需求，与你们怎么做无关。
《天安-门之子》一书，是我从近两年来的两百多篇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汇集而成的文集。比起两年前《拒绝谎言》中的文章来，其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进步。作 为一名迟到的“天安-门之子”，我的思考和写作将与我的生命同步，无论何种威胁利诱都不能让它中止。“警察读者”们，我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不是控诉，乃 是呼唤——呼唤你们丢失的良知早日复归，呼唤你们扭曲的精神早日复位。我将这封公开信作为《天-安门之子》一书的自序，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封信也是一个自 我疗伤的过程，我将努力去掉自己心灵深处的愤怒与怨毒，而填充进仁爱与宽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你们确实是我的幸福。曾经 五次入狱、两次遭到警察暴力殴打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真相》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祝愿我的好朋友们，尤其是那些遭到追捕以及正在战斗的朋友们，请赐予他们足 够的力量，穿越那在失望和希望之间伸展的虚无的黑暗，请赐予他们更多的耐心，使得他们能够学会最高深的艺术——宽恕。”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力量、耐心以 及宽恕和爱那 “不可爱的人”（包括你们在内）的能力。我，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经经历的一切，承担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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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月 23, 2007
星期三, 一月 17, 2007
七八年云南知青返城始末
一、女知青惨死引发全国知青暴动惊天动地大返城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 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 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 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 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 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 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 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 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 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 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 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 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 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 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 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 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 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
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 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
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 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 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 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 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 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 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 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 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 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 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 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 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 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 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 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记忆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 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团的消息。
"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
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 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 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
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 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 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 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 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 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 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 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 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 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 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 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 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 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 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 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
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你们闹得过政府吗？……”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 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 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 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 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 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 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 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 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 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 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 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 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 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 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 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中央调查团在滇南边疆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 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 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 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 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不回家，毋宁死！"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 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 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 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 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 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 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 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 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 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 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 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 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 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 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 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 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星期日, 一月 07, 2007
林 昭 之 死
林 昭 之 死*
陈伟斯
1968年“五·一”清晨，茂名南路林昭家中，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预兆。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来了，他们毫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家庭，冷冷地说：“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子弹费’”！林昭的妹妹默默地付了款，年迈的母亲起初还不理解，当她意识到时，已经昏厥了过去。
这 个排除在“红色”世界之外的“黑”家庭，从此进入了漫漫长夜：林昭的父亲在苏州自杀了；母亲也因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几年后忧愤而死……林昭 的名字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后，有关方面重新判决，宣告了林昭无罪，但在判决书中，林昭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 象。直到今天林、江反革命集团宣判时，在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审判》的报道中，人们才知道林昭是为反对现代迷信而献出生 命的勇敢女性。据熟悉林昭的同志介绍，在这篇报道发表前不久，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已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北大教授杨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同志出席了追悼会。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一首 诗，也在会后广为流传：“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林昭的预见，今天终于实 现了。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千枝万株的红花，不是已经到处竞发！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成长
林 昭在狱中时，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卅七年前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的她的舅父许金元同志（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卅七年前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事实也确是这样， 林昭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向革命的。
林昭出生在苏州。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随着胞兄参加革命，曾是一次罢工斗争中的组织者，以后为人民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17岁 时就迎接到了她舅舅为之奋斗牺牲的胜利之日。于是她投入了在无锡惠山之麓的苏南新专学习。这是一所充满革命理想、信念的新型学校。林昭在这所学校里，像一 团烈火投向革命。母亲要她上大学，她固执地要在实际工作熔炉里经受锻炼，甚至不惜和家庭闹翻。在“土改”时，她挎着背包跑遍了当地的农村。她曾表示，将来 要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反映“土改”全过程的小说。在学校和前辈的教育影响下，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对革命越来越充满激情。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用 放枪代替爆竹欢庆佳节，林昭硬是认真地教训了他：“子弹是人民的血汗，不许你浪费！”谁能料到若干年后，正是人民血汗凝成的子弹，夺取了她的生命。而在杀 害她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眼里，子弹还有一个价钱，而她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林昭从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她在常州民报当新闻记者。当时，二十岁的林昭有着使不 尽的精力，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诗歌、散文和相声。在记者中，她以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闻名。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经受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的考验，许多 “新专”时代优良传统逐渐如烟云消失，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关系，信任换 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得赞赏、提拔。像孩子一般单纯的林昭在这种情况面前，瞠目结舌，她甚至也 走进了迷途。有人要她揭发母亲的问题，她居然也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多年以后，她才向母亲表白了这桩隐痛。她说：“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 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林昭从痛苦中惊起，从此她认真地投入了思索，她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分 析，选定了要坚持真理的道路，宁可到井里、河里去死，决不再讲违心的话！
“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
1954年 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系，也正是到北大以后，她才学会理解问题。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多么向往这个民主的摇篮啊！ 在这个最高学府，她重新迸发了苏南新专时代的热情，她对自己的前途焕发了信心和希望。她告诉妹妹说：“我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我要着手改编鲁迅的《伤逝》 为电影剧本，还要为《二泉映月》的作曲者瞎子阿炳写部传记小说……”但是在林昭的生命之路上，迎着她的并非都是鲜花、彩锦，而更多的是荆棘、险滩。在大鸣 大放之际，她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 ……她甚至公然说出了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很有见解的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她要为祖国的命运思考！可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却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她在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也从这里落进深渊。
林 昭成为“右派分子”后，她的思想并没有退却。她忧心如焚地写信给她妹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 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林 昭确实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曾向一个苏南新专的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 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终于从悲愤走向绝望，她用绝命书作了绝望的思想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 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而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 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又向北大的领导发泄了满腔悲怨：“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在“剃刀边缘”的探索
“反 右”以后，林昭吞食了“拒不认罪”的恶果，“右派”而后“劳教”。以后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这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更大的折腾：“大炼钢铁”、“共 产风”、“瞎指挥”……到处可以看到衰退和萧条的景象，但到处又是必不可少的强迫命令，大哄大叫，尽管善良的人民为能够饱餐一顿而感恩戴德，但更多的人是 在灾难之中期待、沉思……林昭和她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于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些朋友的观点一致，他们率直地对当时 的某些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彭德怀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一些情况又受到批判一事，更为不满。他们编印了《星火》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意志。这个刊物 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也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她的朋友们为此送了一本“南共纲领”给林昭。他们都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 和中国相类似，值得参考借鉴。因而，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写成书面，准备寄给各省市领导同志参阅，希望改进党的某些错误政策。当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其结果 完全可以预料，当他们尚未行动时，就被捕了。
血写的诗
林昭是在1960年10月入狱的。1962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她更大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教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带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而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结社活动，同年12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正如《历史的审判》中所说，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 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狱中所写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啊，大地，祖国的 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 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 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 断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正如她的一首血诗所写：“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 向挚爱的自由致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又如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就更难分清是诗是血了：“向你们，我的检察官 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 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隔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180天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就在这时，乌云已在凝集，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正利用长期以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的缺点，抬出了封建亡灵，制造起空前的现代迷信活动，于是，神州大地到处是朝圣的教徒，求神的呼号。动乱的风 暴席卷全国。可是正当所有的人身不由己地拜倒在偶像脚下的时候，独有这朵开在牢狱中的红花却昂首不屈，从来没有在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中丧失过自己的意 志。恰恰相反，现代迷信只有激起她更猛烈的反抗和抵制。请听她妹妹在一次探狱的叙述吧：“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姊姊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 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姊姊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 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 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影，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 志不忘。但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的周围……”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江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林昭同志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黎明已经来临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境仍历历在目。在林彪、 江青所制造的现代造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陨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 了一道燃烧着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胜利而愈益灿烂、明亮。因此，林昭的被历史宣告无罪，也是现代迷信正在被彻底摧毁的标志。但是，在林昭的无罪 判决书上，看来似乎是得助于“精神病患者”。就这点来说，林昭在泉下也是不安的，如果说当时作出结论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那么，这种局限就不应该再在今 天出现了。
当 然，在林昭身上，我们不能忘记悲惨的昨天，但更重要的要看到今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已真正面临了林昭所希望的 “一个美好、真实的黎明”，过去林昭用鲜血、生命为之奋斗的种种愿望，现在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人间的现实。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亡灵已逐渐被驱散，国家体 制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如箭在弦。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她所想望的“有德者居之”★已为人民所公认。民主的号角，已开始在吹响；法 制的权杖，已不再为个人所侵占。中世纪裁判所的专断和封建株连，再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曾为野心家所利用的红色牢狱，已用来惩罚他们自己。特别是制造 一代浩劫的罪魁祸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对林昭来说，她血写的遗言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安息吧，林昭同志！
★ 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上海《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3期。根据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本文作者已经逝世。
星期三, 一月 03, 2007
袁伟时:《冰点》事件纪事与省思
初识李大同和《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发表
尽管李大同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早已名扬四海，我却实在孤陋寡闻，直到2005年9月才第一次知道有个李大同。至于《冰点》则在这一年12月19日以前还毫无所知。
2005年9月14日收到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教师李桂枝（笔名糊涂）的电邮：
袁老师，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发给我的邮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你来着。后来又问我。但我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你如果知道详情，可以回他一下：他的邮箱：……
下面是他给我的信：
“田中奏折”究竟有没有？我们要发一个报道，美国参赞说“田中奏折”经许多历史学者考证，子虚乌有。但在中国媒体上，仍被广泛引用。我本来想让你给我袁伟时先生的邮件，直接向他请教，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吧，帮我考证一下。谢谢！
15日我给糊涂回信，并抄送李大同：
糊涂并大同兄：这两天正在赶任务，忙得够受。昨天下午六点交了文章，昨晚又有客人来。迟迟复信，敬请原谅！
在我看来，《田中奏折》非常可疑，不应再拿出来宣扬。附上一篇文章，说得颇为有理。可以用其他材料，包括1927年6月27至7月7日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的材料，充分揭露日本的侵略计划，没有必要再用《田中奏折》。
此后，我和大同没有什么联系。2005年12月19日，突然收到他的来信：
袁伟时先生，您好！
最近在寄给我的一份“今朝”杂志上看到您的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喜过望。这是一个我们多年来想做的题目。我们想尽快发表这篇文章。您那里有没有电子文本？〈冰点〉整版文章的限度是9000字左右，因为还要配一些照片。这篇文章您是否还需要修订？希望能尽快给我们。
这是《冰点》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在此以前，只注意到李大同是《中国青年报》的，这份报纸是20世纪50年代我念大学时经常阅读的。我在回信中附上《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电子文本，告诉他这是一篇2002年6月撰写的旧文，已经在《东方文化》同年12月的第六期上发表过（《东方文化》已于2003年停刊）。他认为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后，我表示除了说明针对的是直到2002年的历史教科书情况外，其他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接着就是等待发表了。
2006年1月10 日21点40分我在停止工作、准备休息前检查邮件，收到大同的来信，内容有点出乎意料。他写道：
伟时先生：
没想到今天还出了个小小风波，组版完成后送总编辑审，结果几个总编辑商量后，叫我上去说不能发，理由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中央大报攻击历史教科书前所未有，风险太大。这个理由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有较大政治风险。据理力争后，总编辑妥协了，但要求删掉最后一节。此时我也必须作出一定妥协，同意作一些删节，但不能全删。于是，最后一节里比较刺激当局的话有所删节，但我认为对全文宗旨并无实质性损害。重要的是发出这样的声音。估计教育部会有较强烈反弹，中宣部还难以判断。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立即写了回信：
大同：我的心情归结为三句话：（1）向您和您的朋友致敬！（2）如果那么理性的声音，都不能见容于当局，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耻辱。（3）我个人会始终坚持平和、说理的态度，坚持不懈读书、写作；窗外风云，一笑置之。
这里表达的是我贯穿整个事件的基本态度。第二天文章发表出来了，又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删节非常少。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2002年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多年来，我对支配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所谓“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甚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是个别历史学家配合革命宣传的主张，不幸被意识形态化。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厌弃这一僵化框架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太平天国、义和团不过是这个过程的逆流。1998年5月，笔者又撰写《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再次明确指出：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至于太平天国……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
我进一步指出，不能就事论事，应该触及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
二是维护学术自由：“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i]
凡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工作过的人大都知道，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和校园中，两条恶狗——学霸（他们通常又是眼睛盯着上司的脸色随时准备转舵的风派）、告密者，经常虎视耽耽，伺机咬人。他们把几条僵化的教条当大棒，倚仗靠山，动辄兴风作浪。但他们掌握了各种资源，一般学者不得不虚与委蛇。意识形态压抑甚至吞噬学术。这种状况神憎鬼厌，但受制于各种条件，许多人只能忍气吞声，保持沉默。
总要有人说话。我年过古稀，受制于人的情况相对少一些；90年代以来，一说再说的话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这些话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不说不行。于是选择中学历史教科书为靶子，决心再说一次。向境内外的友人求助，找到了台湾、香港的有关教科书和大陆正在使用的两套历史教科书。旧话重提，驾轻就熟，写作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一气呵成，写下15000字的《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免节外生枝，我避开台湾的教科书，挑选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的评述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是非如此分明，任何人都很难反驳。发表也很顺利，《东方文化》编者看了稿子后二话没说，立即付排。发表后很受欢迎，很多人到编辑部购买这一期刊物，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官方没有哼声。
意外的风暴
《冰点》是在1月11日（星期三）发表拙作的。各方的反应都很快。首先是国内外各个网站迅速转载，文摘报也抢着转载；这应该归功于《冰点》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连我这个很少上网的人都感受到了。13日我给大同发电邮：
大同：
拙作发表后，网上反应似乎相当强烈。凤凰网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而且跟帖排名第一。有没有给你们惹麻烦啊？有什么动态，请随时告知。谢谢！
16日风暴的朕兆开始出现，大同来信说：
上周给您回信，还说没有什么事儿，但星期五晚间（13日）总编辑就给我来电话说中宣部的批评来了，内容大体是“违反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报中央批准的规定，严重误导青少年”等等，……
第二天，大同又来信说：
伟时先生：
昨晚得到的消息，教育部对文章十分恼火，周济（教育部长）也出面指责了。他们组织了几个编教科书的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无非是想拿到“尚方宝剑”后发难。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25日，网上终于传出了有关部门的文件，风暴开始了。一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文件：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
2006年1月24日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比这更早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阅评组的文件。
新闻阅评
第34期
中宣部新闻局 2006年1月20日
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翻案
中青报载文公然批我历史教科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和义和团事件的叙述是“狼奶”，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灾难根源之一“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表明：“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两个事件为例做出抨击，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关于火烧圆明园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说战争起因是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马赖1842年起到西林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西林地方官员把他处死，违反了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正是西方列强自己。文章说，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规定12年后可修改通商条款。这“本属平常外交事件，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矛盾。”教科书说：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一舰队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他们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遭防守士兵开炮打击。文章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当时政府和仕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所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事实上，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是其侵略本质决定的，清政府一再忍让，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进行抵抗，文章所述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关于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及砍断电线，文章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文章援引教科书沿海版“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一句后说：义和团期间，“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文章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这场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而事实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烧杀掠夺在前，义和团反抗在后，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文章套用八国联军侵略者同样的语言，说中国人仇视欧洲人民，文章完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对义和团做出积极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同西方列强的攻击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绝不容抹煞。
文章说，“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观点和当年蒋廷黼的观点如出一辙。蒋是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和我党的观点完全相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只有先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另一个伟大任务。两点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能实现后者。
文章把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我历史教科书扯在一起，说“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是“社会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这是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我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而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混为一谈，严重地颠倒是非。
阅评员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的行径早就给予了有力批驳，历史本来早已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结论，而文章作者竟然要如此为其翻案，使人难以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
（新闻阅评小组）
本期加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8136期 责任编辑：何黄彪
过去常常听一些朋友提到阅评组，第一次看到它的文件，阅后的印象是强词夺理，乱戴帽子。与此同时，网上传来的消息说，管共青团的王兆国和中宣部长、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话，阅评组是奉命行事。几个人不喜欢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周刊关了，这明目张胆与中国《宪法》建立“法治国家”的规定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学术问题的是非不是通过自由讨论去判定，而由官员肆意加上大得可怕的政治帽子，明目张胆侵犯学术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也太不尊重中国宪法了！这样的言行等于在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他们若果不察言观色、先意承旨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太恐怖了！
风暴中心的宁静
据说台风中心是异常平静的。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我的内心和生活却非常平静。连我自己有时也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风暴在头上盘旋，心情却那么平静？想一想，这倒也顺理成章：平静是建立在体察环境和知识自信上的。
今时不同往日，文革噩梦肯定一去不复还了。从政治上看，阅评组给拙作加上的罪名不可谓不大。总的结论是“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革结束以前，要是沾上这样的罪名，轻则戴上右派帽子，列入五种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行列，重则投入监狱。不过，我深信，政治形势已经变了。在受到惨重的历史惩罚后，又经过80年代以来“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诸如此类的风风雨雨，愿意重蹈覆辙的官员已经很少。你总不能把沉迷学术、讲几句自己学术观点的教授拉去坐牢吧？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自信。看到他们的指责后，我的一个强烈的感想是：这些人对中国近代史所知实在太少，知识太陈旧，要是好好关注一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就不会讲出那么一大堆令人脸红的话了。改革开放20多年，光是翻译或引进境外学者中国近代史学术专著已有一百多部，加上境内一流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这个学科的许多陈陈相因的固陋之见，早已自然淘汰，真正相信陈腐结论的学者为数甚少。有些大学历史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了这些陈见的最后堡垒。多读几本书，也许可以少几分尴尬！
1959年，在一系列所谓学术批判后，上一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创造社的中坚和左联领导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一针见血地说：这些都是“以无知批有知”！从苏联到中国，教训历历在目，各种所谓思想、文化和学术批判都是“以无知批有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文化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自然发展，一旦把文化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倚仗政治或宗教权力摧残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必然是以愚昧扼杀智慧，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问题是经过文化革命这样创巨痛深的惩罚，为什么这样的无知丑剧还一再重演？
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非常不幸的。失去了学术和思想自由，除了意识形态统治相同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外，割断了与其他国家的学术联系，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与学术无关的“改造”上。必然的恶果是绝大多数人学术视野和知识面都很窄。80年代国门重新打开后，学术界许多人努力上进，这种状况有很大改进。但无庸讳言，有些人不思上进，甚至觉得固守原有框框有利可图。在学术和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一旦因缘际会，有的人成了的文化教育或宣传部们领导者，“官大学问大”，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审判官”，发号施令，指手画脚，教训老师，教训同辈，教训青年，“以无知批有知”的蠢行就不可避免一再重演了！
我的宁静还来源于长期研究历史养成的独特的“看戏”心态。世间百态都是史。评头品足，寻根究底，是历史研究者职责所在。此时，此事，何缘，何故？思考这些，无疑有益智宁神之功。
例如，《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们始初认为拙作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无独有偶，事件爆发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册责任编辑马执斌发表谈话，非常不满笔者的批评，论点之一也是：“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ii]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非常清楚，教科书批评不得，批评它就是批评国家！我估计他们是真心实意这样认识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第一期传达给读者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区分国家和政府、国家与个人。“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自由而设……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iii]国家和政府都是在宪政框架下，为了保障和发展个人自由而存在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教科书不过是政府领导和监督下编印的书籍，它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特征，但它不是政府行为，更不是所谓“国家行为”或“国家意志”。真正称得上国家意志的是宪法，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也是人们可以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至于政府行为更缺少不得公民的批评监督。教科书反而批评不得，太奇怪了！
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为什么时至21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在真假“国家”行为面前不能理直气壮说话，却是一副诚惶诚恐生怕灾祸突然降临的可怜相呢？
不是某个人特别胆小怕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代知识分子都把党、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党和政府的一个分支同它的整体不分；并且颠倒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彷佛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反而成了民众的主人。于是，批评任何具体事物都归结为反对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这是极端的蒙昧，却是包括反右派、文革在内的接二连三的重大灾难的认识根源。一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就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这个说法有什么法律根据？这本书“编著者”和“审定委员”各两人，笔者多年在大学和历史学界混饭半个世纪，却名字都没有听说过！问过好几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也对他们茫无所知！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其中某些人的资料，为数很少而且内容单薄。我们的国家就被他们代表了，是不是有点冤？批评他们的作品，就沦为“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维方法太吓人，也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太远了！
今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9日是大年初一，事件发生才几天，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几家人包括三个中学生在内一行十人结伴上了离广州不远的著名风景区西樵山。一连三天，我们嘻嘻哈哈，爬山登高，瞻仰大佛，享受美食，谈天说地，但“言不及义”。因为对我们说来，是非洞若观火，根本不需要讨论。
文明与无知的冲撞
随之而来的是网上文章铺天盖地；声音是多元的。那些反对当局倒行逆施的声音，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其中几篇最受人瞩目：
首先是龙应台的《请用文明来回答我——给胡锦涛的公开信》，1月26日在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著名日报上同时发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24日听到《冰点》停刊的消息通宵不眠写下这封公开信的，写完了生了一场病。
第二是2月2日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编辑记者、老法学教授的声明。
第三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萧翰2月14日一天内写了三篇评论放上互联网，题目分别是：《取消中宣部管制，走新闻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产权的行政垄断》，《催生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出版界》。
第四篇是2月14日，13位《冰点》作者（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傅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发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网警拦阻不住这些文章在大陆的网民中像春汛一样奔腾。
应台的文章是声讨野蛮的龙卷风：“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十三位老干部显示的是忧国忧民的凛然正气：“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
萧翰在充分说明利害得失后，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十三位作者的公开信，则以宪法为根据，详尽分析此举的错误和危害：
“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他们讲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常识。但是，在当代中国，宣扬这些常识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据说，在轻而易举的信息监控下，13位作者的公开信尚未发表，有关部门已经一清二楚，参与签名者除个别人外都被所在单位的领导人找去谈话，劝阻他们在信上签名。
作为当事人之一，对我的网络信息监控更是不在话下。事件发生以前，用百度查询关于我的信息，有48000多条，Google则在30000条上下。2月20日，有位年轻人用“百度”搜索“袁伟时”有701个查询结果，“google”搜索“袁伟时”有32000个查询结果，yahoo有58300个查询结果。百度保留的基本上是骂袁某人的声音；直到4月12日，这个状况基本没有变化。Google查询的结果则直线上升，到三月份达到15－18万条之间。
痛骂袁某人是“汉奸”、“卖国贼”、“奴才”的文章或帖子在大陆的网上广为流传。我都是看了标题，便一笑置之。值得看看的是署名子乔的文章，他反对我的观点，但是他用史料说活，如果不加辨别，一般人很难看出这篇文章的错误。但他运用史料有明显的漏洞，我在后来答复《冰点》复刊第一期批判我的文章中，顺便也将他提出的问题答复了。其他林林总总的文章中，还有三篇值得注意，其中蕴涵的信息，体现着中国大陆知识阶层中部分人的文化心态。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新华社特稿部主任熊蕾的文章。除了这篇文章外，我对她毫无所知，但这篇文章却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她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指责《冰点》不公正，没有刊登反对他们观点的文章。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袁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有权利有他对历史的看法。学术界对他的看法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媒体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这两方面或更多方面的不同观点，让读者了解学术界的争论情况，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并非学术刊物的媒体只发表了袁教授的一家之言，显然是出于赞同，这样就通过传媒传播的放大效果，把这一个方面的观点传达到比袁教授的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可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她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容许发表官方不赞同的声音。在几千家报刊中，人云亦云的文章如洪水般泛滥，只有《冰点》等少数报刊显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发表深受读者喜爱的文章，却不见容于当道。您为什么不严厉谴责这样的霸道和违法行为呢？公民有言论自由，报刊把一个学者的观点传播到比“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难道是罪孽吗？
二是暴力是近代中国人的唯一选择。“暴力的确不好，但是面对咄咄逼人要瓜分中国的暴力列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袁教授和台湾龙应台女士在谴责羊的暴力的时候，为什么不谴责狼的暴力？”
对龙应台的指责只能由她自己回答，假如她有这样的兴致的话。说袁伟时没有谴责侵略者的暴力，我宁可认为这是她阅读过于粗心的失言。她提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表明她的历史知识有重大缺陷，除了个人知识更新是否足够的因素外，这正是中国历史教育失败的又一典型事例。
在晚清著名历史人物中，黄遵宪（1848－1905）可以说是少数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爱国维新志士、著名诗人、杰出的外交家和史家。如果熊蕾女士读过他历时八载于1887年完稿的名著《日本国志》，或者她认真了解过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她也许会主动收回自己说的这些话。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上帝安排与我们比邻而居的日本，其成败得失不但是东亚各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参照系，而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唯一跻身列强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世界后发展各国的重要镜子。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和中国一样，丧失了很多主权。1858年与美、荷、俄、英、法分别签订条约，日本被迫接受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体制，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被迫允许列强设置“居留地”（租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前，他们同中国一样，采取“攘夷”——用武力驱赶外国入侵者的方针。60年代，有些地方甚至张贴气势不亚于义和团的布告：“外人近益跋扈，纵马横驰，往往伤人不顾，见之而不拔刀，即非日本男子！”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诸侯和不少日本人说到做到，开炮攻击外国船舶，袭击英国公使、刺杀英国领事和执教于大学的英国教师，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壮举不但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在赔款、惩凶的同时，还被迫同意“英佛（法）二国各留兵千五百人于横滨，以保护己民”，直至1875年才撤出。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形成“每改约一次，则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损”的局面。[iv]主张改革和开国的改革派甚至被加上“密通外夷，阴谋内乱”的罪名，惨遭斩首！明治维新转而采取“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锐意改革。1871年10月8日由重要大臣组成的庞大使团赴欧美访问。他们没有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确立了“内治优先”的方针，[v]全面推进改革，终于从90年代开始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899年取消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1911年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当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考察了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主张中国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从改革本国内政中寻求出路。他以治外法权为例，日本“深知其弊，亟亟议改。而他国皆谓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迁延以至于今。”熟悉日本、中国专制、残酷法律和西方法治状况的黄遵宪当然知道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触类旁通，他认为中国“今日之势，不能强彼（西方列强）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vi]在民族主义沸腾的“暴力”派看来，这样的主张岂不是“卖国投降”的铁证！
如果有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不难了解，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降，一切国家面临的都是如何应对不可抗拒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潮流。是主动变革，适应这股潮流，还是坚决固守传统，抗拒世界现代化和一体化进程？这是决定国家盛衰的关键。这个过程不是演奏田园牧歌的音乐会，伴随它的往往是血腥的侵略和许多不平等的耻辱与掠夺。当时当地是选择暴力反抗，还是为争取时间进行改革而对外适当妥协，那是审时度势的决策问题。把选择暴力或战争看作是爱国，选择和平或妥协视为投降，一股脑把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归结为道德问题，非常愚昧，是停留在19世纪大清帝国无知权贵水平的愚昧！鼓吹这样的泛道德论，掩盖了如何接受现代文明、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基本问题。
同日本一样，19世纪中国也有盲目使用暴力反抗与从改革内部中寻求出路两种主张。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诚等比较了解世界大势的中国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无不主张对外以和为主，努力避战；对内学习西方，推行自强新政。最早的是魏源提出“以内修为外攘”[vii]，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反侵略的目的；简单说来，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日本不同的是清政府对他们的主张置若罔闻，却选择了最无知的顽固派主张的不管主客观条件，不问青红皂白，以暴力反抗侵略者的道路。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上述改革派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但他们赞成必要的妥协，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必要的情况下和列强乱拼。把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成是“卖国投降”，如此颠倒黑白，如此弱智，世所罕见，却是迄今为止屡见不鲜的主旋律！时至21世纪还说“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只能让人摇头叹息：那些误人子弟的历史教科书影响如此深远，连新华社的重要干部都陷入泥淖无法自拔，在中国要纠正偏见普及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知识太艰难了！
其实，从19世纪开始，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民族主义。历代都有人打着“爱国”的招牌兴风作浪，把不同意他们的愚蠢言行的人都贴上“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等等标签，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跟着起哄，往往能闹出或大或小的是非乃至杀人放火的事件。只要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任务没有完成，这类把戏会一再重演。
在这次事件中，一个自称在共青团中央信息办公室工作的陈立红，居然发出“全民批判袁伟时”的号召，俨然当年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的架势！另一个在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的名叫王小东的人，则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又是开讲座，又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帖子，进行人身攻击。他那些近代史知识不说也罢，最引人发噱的是一句话：袁伟时是“老洋奴”，弄的是“一仆三主”的“奴才影射史学”！“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这立即使我联想到街头那些到处寻衅，随时准备打架的闲汉。他们的惯技是煽动愚昧的民族主义情绪。想当年，文革暴发户戚本禹写的批判刘少奇的臭名昭彰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使的是同一招数，但还能说出几分歪理；不料四十年后的徒子徒孙等而下之，只剩下骂人的伎俩了！共青团中央竟然有那么多宝贝，中国的青少年可以大饱眼福了。不过，他们浮出水面又是必然的。社会多元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问题仅在于理性和偏激谁占上风。
三月一日，以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调离为代价，《冰点》复刊；从头版开始，用一个多版面，发表批判鄙人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看到作者署名是张海鹏，我乐了！呵呵，原来又是您！我和张先生早认识了，四个月前（2005年11月）他和我都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多次见面，客客气气。十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理论战线》上，他发表文章批判所谓史学领域的自由化，针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用“中世纪”取代“封建社会”这一中国大陆的习惯用语，大发议论，说是取消“反封建”的任务云云。我觉得十分好笑，就托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拙著，意思是您好好读读再发言。
其实，他的发言明显带有无话找话的意味，比起其他棍子党，不算恶劣。当时，他官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身在江湖，加上本来不是卓然独立的人物，说些胡话，可以谅解。与此同时，他给该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打招呼，既不要发表袁伟时的文章，也不要发表批判他的文章。在剑拔弩张反自由化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不失为保持《近代史研究》学术水准的明智措施。因此，尽管知道他是全国近代史学界四位以“左”著称的人物之一，还是认为他为人不算太坏。这次看到迎面而来的又是他，而且还是拿“反帝反封建”说事，内心有几点感想：
第一．这是有关方面能找到的最合适人选了。网上瞎嚷嚷的那些人，即使挂着教授的徽章，也上不得台面。当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愿意写这样的文章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了。四个著名的老左中难得他还有勇气承担这样的重任。
第二．必须彻底澄清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否则有些人会一再藉这个题目兴风作浪。
第三．他把气势汹汹的思想镇压降为理论和史实的争论，减轻了这个事件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写回答他的文章，还是费了一些时间。自从2002年写完《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以来，又有好几本关于义和团的学术专著翻译出版，拜读以后深感这些著作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澄清。很明显，我的责任不不止是回应张海鹏，而应努力将为义和团辩护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据加以比较全面的清理。三个星期中，除了应付一些急务外，写完一篇15000字的《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的长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好些新的探索；最重要的是重申我多年前已经说过的立论的框架：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
这篇文章3月23日写完，通过大同交给新的《冰点》编辑部，要求按照文明规则给我答辩权。与事先预料的一样，他们拒绝刊登。如果他们敢于刊登，那就开创了思想学术是非回归自由讨论的正确途径，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闯过一道重要关口。不过，他们受制于人，恐怕也没有敢于据理力争的胆识，机遇轻轻地飘逝了。前路漫漫，中国的文化学术还要受难！
转给香港《亚洲周刊》。邱立本总编辑说，他们通常最多只登5000字左右，要删节。我同意了。接着出现四个出乎意料的情况：
一是4月3月刊出，居然除删掉注释外，全文照登；保留注释的电子文本则放在他们的网站上。
二是文章刊出后，原来气势汹汹的讨伐大军基本上一片寂静。浮上心头的是家乡的谚语：“吃了丹药静静了”。
有些官方或接近官方的人士传出一个说法：具体的论点袁伟时可能是对的，总的结论不对。我想，这个说法不失为可以下台的台阶。
三是有位朋友告诉我，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
上到这个杂志的网站上，果然在3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6期上，发表了宋小庆、马执斌题为《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文章，没有点名，但矛头是指向我的。这篇赞颂“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值得注意的是文末注明的作者的身份：“宋小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马执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上面说过，马执斌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加上执政党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身份不可谓不特殊，又发表在执政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上，理应引起人们关注。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反应冷冷清清，似乎没有什么人理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谁愿吃隔夜馊粥？
四是已经是8月份了，有位年轻学者才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龚书铎教授在教育部办的《高校理论战线》四月号和不知哪里办的《中华魂》三月号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历史不能任意涂抹》和《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这个发现解开了我几个月来的疑惑：为什么这位左营领军在这次事件中不上台表演？原来是演技拙劣，人们连眼尾都不愿多瞄一眼！此公官位显赫：国务院学科评审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要经费，要博士、硕士授予权，都得通过学科评审组评审；学者们可不敢随便得罪他。二十多年来，他在中国史学界的主要功勋是乱打棍子，还说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会再说一遍他生前说过多次的谚语：“我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拜读了他这两篇大作，发现与张海鹏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公开点名攻击，内容则又是一锅隔夜馊粥！难怪可怜兮兮，没有什么人愿意提起！
外国记者和大使关注的焦点
伴随事件始终的是海内外主要是境外媒体纷至沓来的采访。三十多家媒体几十次的采访，电视、广播、报刊，遍及亚、澳、欧、美几大洲，为数最多的是香港、日本和美国。以日本来说，从共同社到《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经济新闻》、《中文导报》，还有日本电视网广播公司（Nippon Television Corporation）都来采访。印象特别深的是《朝日新闻》驻广州记者的敬业精神。他们采访了几次，其中一次是3月1日，早上8点，铃木晓彦先生和他的助理张翠萍小姐已经到了我家，带来了当天复刊的《冰点》版面的传真。反应之快，让我有点吃惊。
他们问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除了询问文章写作的过程和涉及的一些问题外，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状况；二是民族主义猖獗。
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有没有官员或学校领导人找你谈话、施加压力？我的答案很明确：没有。这是事实。历史毕竟在前进，反右和文革不可能重演。但是在这事实后面有个标准问题。那些蛮横的决定不就是压力吗？不过，耳闻目睹无数悲惨遭遇，只要不直接威胁到极其简单的日常生活，昔日的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有时深夜静思，个性倔强独立如我尚且如此，中国人普遍摆脱臣民——奴隶心态谈何容易！
中国还没有实现学术和言论自由，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作为受害甚深的一个教师，十分无奈又不甘放弃，只能尽心尽力呼唤法治和自由。2月7日我对《朝日新闻》铃木晓彦先生说：
“中国现在处在发展变化很关键的时期，中国是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对世界是福音。如果选择不恰当的方式，人民会受难，已经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形态都会受到损害，对世界发展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过去我们的‘开放’是对的，今后也应该继续开放。开放应该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作贡献，关键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老是让知识阶层心惊胆战，要有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总结经验。必须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政府要守法，人民也要守法。政府如果没有受到法治的约束，就会侵犯公民的权利、损害国家的利益；而公民也要遵守法治，否则会出现暴民专制。我希望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持续发展的国家。”
在中国，狭隘民族主义常常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上场。19世纪以来，中国朝野都惯于拿“爱国还是卖国”做文章；在这个题目下，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波，弄出一大串真真假假的“汉奸”、“卖国贼”。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揭露真相、澄清是非，总结打着爱国旗号的蠢行祸国殃民的经验教训。
2月9日在回答《读卖新闻》中国局局长藤野彰先生提问时，我指出：
“我想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会很自然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文化，这个是很自然的感情。……
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爱国”有两种：一种是理性、文明的爱国。它有三个标志：（1）努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法治、富裕的现代社会，以优良的社会制度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2）保护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以优美生活环境赢得民心。（3）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开放的态度和他们和平相处、自由交流。
另一种是野蛮的爱国主义，它的标志是：（1）惟我独尊，盲目肯定本国和本民族的一切。（2）排斥现代文明，视自由、民主、法治和现代文明的各种成就为寇仇。（3）蔑视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灌输仇恨，动辄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思想灌输在短期内能够蒙蔽一批人，但会给本国和其他国家带来莫大灾难。从长期看，公民会‘用脚投票’，或动手推翻那些假借国家、民族名义营私的专制统治者。20世纪留下的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狭隘民族主义是百年顽症，要彻底消除非常不容易。众所周知，中国离开放社会的标准还很远。这里就有狭隘民族主义在作祟。有的人动不动就以‘不合国情’为藉口，拒绝接受普世性的价值或国际通行的做法。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中国的痼疾，也是尚未走出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病。当传媒为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不理性的反帝“壮举”欢呼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你们是助人还是害人？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问题居然也是外国驻华使节关注的问题。3月17日，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Dr. Volker Stanzel）邀请我到广州天河南二路水沐莲清餐厅共进晚餐。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李浩然（Harald Richter）也在座和担任翻译。三人围着大厅的一张小餐桌，边吃边聊。餐厅的负责人大约觉得坐着插上德国国旗的黑牌（外国使领馆车牌）车莅临的客人有点特别，一再让服务员用各种借口前来打扰，直至违反常规直截了当索取各人的名片。史丹泽博士很有礼貌给了她写着德国大使头衔的名片后，劝阻她们不要再来干扰，我们的谈话才得以比较顺利进行。交谈中他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相信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是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强烈，若干年后，他们上台了，会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我坦率地谈了我的认识：这是不必要的忧虑。在我看来，网上那些令人吃惊的民族主义言论不能代表当今年轻人的主流。我的根据有三条：
1．中国的互联网不是自由天地。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一下子就被删掉了。有些问题不能完全以网上的言论作出判断。
2．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基础变了。水平较高的中国大学，都鼓励选用外国原版教材和用外语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年轻有为的官员派到国外（主要是欧美）培训。他们对世界现状比较了解。
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多数人得到实惠，要重新关上国门，脱离经济建设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谈完自己的看法后，真有别样滋味在心头：想不到那些狂热分子往中国脸上抹黑的影响竟那么恶劣。
校园内外的潜流
在缺少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人都会养成一些自保和避免连累别人的习惯。《冰点》事件发生，我从不主动和亲戚、朋友谈论这个问题。据说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传媒都报道过《冰点》事件，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们在履行职责。令我吃惊的是这件事影响面竟然那么大，众多大小私人空间都在关注这个事件。
请从校园外谈起。
这几个月我常常接到一些不认识的朋友的电话。他们想方设法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打通电话，通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大体是这么几句话：我支持您，向您致敬！请多保重！
一些朋友写信来，“铁肩担道义”等溢美之词让我惭愧。有些朋友则专门驱车从外地赶来，表达慰问和支持的情谊。一些朋友怕我消息闭塞，特地从香港、台湾、新西兰、美国等地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有关的动态。
中学生也在关注这个事件。湖北有位高三学生写来一封长信，说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我说的严重。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教材总是站在赞赏、宣扬的角度……但是黄巢和张献忠两人都做了一些什么，他们那么残忍地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难道不应该接受历史的谴责吗？……
“我们的历史教育却不需要我们思考，只让我们在一片农民起义的颂歌中昏昏睡去，于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情绪大于理智的国民。
“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更是荒唐。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事件，我们考查的是：在哪个地方办了一些什么工厂，在哪个地方有谁办了什么刊物、学堂。至于这些运动的失败总是轻描淡写却又意味深长：因为他们不代表先进的阶级。这个理由是万能的，却是无理而霸道的。一旦祭起‘阶级’这颗大印，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默认。
……
“袁教授您说在一个人的学习中有什么比压抑真理更让人难受？……
“个人的压抑倒还罢了，可悲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普遍处在一种对历史的无知状态中。……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能上‘百家讲坛’的都是大家，连大家都沉溺于向民众描述细节又怎能指望民众变得理智？那些泛滥成灾的‘皇上’、‘格格’之类的影视片为什么能让我们的民众痴迷？民众的情绪又为什么轻易被鼓动？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反思。我们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民族的情绪，却从来不习惯于从历史中获得理性和清醒。”
这位中学生说得那么尖锐，有些意见可谓掷地有声。5月9日，我给他发了电邮：
“从来信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学生；你的怀疑和探索精神非常宝贵。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想泛滥的冰山一角。要拨乱反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希望在你们这一代。
附上我的两篇文章，给你参考。但正如你所说：考试还是要按标准答案。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祝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
真无奈，我不得不提醒一个正在觉醒的少年要做两面派！有话直说，敢想、敢说、敢干，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环境，是现代国家活力强大的的基础。我们不但没有为他们搭建好这样的平台，而且从上小学开始，家长们往往不得不提醒他们提防祸从口出！我们这一代人欠他们的债，此生此世恐怕难以还清。
出乎预料的是，与学术完全挨不上边的一些亲友也听到消息，上门来索取资料。
为了满足不懂电脑的亲友的需要，我不得不将自己写的有关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复印，先后印了60份，全都被拿走了。
香港有一批几十年如一日坚定不移支持中国的“亲中派”头面人物，他们每个星期五上午都在著名的陆羽居茶楼聚会。据参与这个聚会的朋友告知，他们都认为有关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错误的，都在关心我的处境。
校园内，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在跟踪事件的进展。有的朋友生怕我受不了，直捷了当说：“老袁，大家都支持你，要顶住！”
在校内，理工科的教师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绝对不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这几个月，分别同三个学院的教授们餐叙，他们居然对有关情况都了如指掌。
小儿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又是中山大学生物工程中心的学术委员。5月24日他从美国回来，第二、第三天，一连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把喉咙都讲哑了，妈妈心痛得很。一连两个晚上，生物工程中心宴请他，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餐桌上最热烈的话题竟然是《冰点》事件。这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们，不但对情况和是非一清二楚，而且转述了历史系一位著名教授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们，中青年几乎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受制于环境，只能选择沉默。60岁以上的老教授们，观点通常比较保守，但愿意跳出来为义和团辩护的也非常难找。有位老教授则认为：“老袁讲的都对，但讲的时机不对。”我想，这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意见。可是，他恐怕无法回答，何时才是合适的时机？这怪不得他们，在缺少学术自由的环境下生活，只能谨言慎行，那种学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勃勃生气无影无踪。我在心里沉吟：问苍天，是谁戕害了学术生机？
五月有一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天纲、北京师范大学的钟少华等三位教授来访。他们是在澳门开完学术会议顺道在广州停留的。少华快人快语：还有两位很想来看你，给暨南大学留下来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了。我给一位暨大教授打电话说，我们去看袁伟时，你去不去？他说：袁伟时反民族，反国家，反社会（主义），看这样的人？不去！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开心的是：难得社会多元，“思想统一”不再，千人千面千心，自由由此发端！
不过，有个情况恐怕是下令讨伐者始料未及的：不管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学者们都对这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恐怖非常反感，他们渴望正常的学术环境早日在中国出现。同三十年前即文革结束前的情况完全相反，甚至同上一世纪80年代也迥异，被官方点名批评的学者，在人们眼中不但不再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反而成了倍受崇敬的人物。愚鲁如笔者，也沾上了这扭曲了的环境的非份光泽。
难以忘怀的是收到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3月27日的来信。他是国内研究美国史的权威，93岁了，竟然也关注这一事件。他在信中写道：
“早些时了解到《冰点周刊》的停刊与大作《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于是找来大作一读，感到有理有据，是一篇我近来读到的出色的科学论文，凡是具备有一定知识、理论水平的有良心的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阅评组，竟予以否定。其蛮横无知，一至如此！这样一个蛮横无知小集体竟能掌握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生死决定权，真教人心境难平，忧思无巳！”
他的忧思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他索取有关资料，我赶快寄去，请这位前辈学者教正。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Cohen）的来信。他的《歷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公认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名著。他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首先，我赞同你在文章中致力的事情。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你在评论日本的情况时指出的一样，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个不同是，在日本有不同的现代史教科书，教师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来进行选择；第二个不同是在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教科书扭曲历史的事情。这在美国也是如此，但你也已经发现要在中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你呼吁人们关注并修订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努力是完全值得赞赏的。
第二，也更为具体的是，我同意你对教科书处理义和团起义一章的几点评价。当然，完全忽略义和团对现代化和一切外来事物的仇视是不可理解的。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对诸如毓賢滥杀无辜之事和慈禧太后怂恿起义等行为不予任何批评。我同样同意义和团起义是一场极端的反外国运动，而非反帝国主义，因此（李时岳数年前就指出这点）说义和团运动防止了中国的分崩离析纯属诡辩。最后，你批评教科书对于历史证据不负责、不诚实的安排，确实令人想起文革中对于义和团起义的历史处理（我书中有一章谈论这点）。
第三，更为宽泛一点，我由衷赞赏你对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我的国家永远是对的）所做的区分。在此重申，尽管中国是个极端特例，但也可在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里找到与中国（的爱国主义）重叠之处，包括美国。这让我想起越战时期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就试图把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我（作为一名反战人士）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是错误的，那你的爱国主义责任就是用一切可用的方法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而你已经通过批评教科书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批评共产党继续支持这种对于历史的扭曲中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对义和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不同意。你深深地认定现代性的一种形态，就是充满理性和宽容，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形态。这是你希望中国拥抱的形态，我也希望这样。然而，我不认为这是重建义和团历史的适当的出发点。你的基础问题是相对于你支持的现代化，义和团的站位在哪里，这样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很显然，和你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人道的、世界主义、宽容的现代世界相比，义和团是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化的。
从我的视角出发，重建义和团历史的方法其结论应更为开放。我试图理解义和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出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样的行为。我想尽力弄明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这些信仰和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还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和中国其他的社会运动（1900以前及以后）有什么不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又有什么不同。简要地说，我认为，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也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最是伤怀是亲情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至理名言。无辜伤害一个人，必然伤及大小不一的人群。
对我说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瞒住我的太太——志明，让安分守己的她的平静生活不要受到干扰。她不懂电脑，听力不好，整天躲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做家务，几乎足不出户。因此，尽管一个多月来室外雷电交加，她对事件仍毫无所知。二月下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徐雪宾打电话来，说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闹得很大，她将有关情况都告诉我了，还说有境外反动势力支持，要我做好最坏准备。
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具体内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知谁把那些谣言吹到雪宾耳边。（1）“有境外资金支持”。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有境外资金支持不等于政治上有问题。二十年前，我得过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那是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同当时美国华人电脑巨头王安的研究院合作，全国重点大学教师公开申请、公平竞争得到的。十年前霍英东基金会拨出一笔款，给我组织学术活动。我利用这笔钱在海天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现代与传统丛书”，庞朴的《一分为三》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纳入其中；与此同时，邀请了包括李泽厚、刘小枫等许多著名学者到中山大学讲学。不过，十年前这项拨款已经中止。此外，这笔钱任何支出都要向基金会凭单报销，我只是活动的组织者而已。我早就知道有人喜欢在资金问题上做文章，制造“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为此我特别谨慎，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这也是我在风暴中如此坦然的原因之一。（2）我的“书境内买不到，都拿到境外去出版”。其实，直到今年6月，我的书都在境内出版，从未在境外出过书。7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晚清大变局》的繁体字版，是我第一次在境外出书；但这部书1992深圳初版，1995年重印，2003年江西出增订新版。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常识：作为言论自由不可分割部分的出版自由，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能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被迫到境外去寻求这样的机会，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专横的权力，而不是作者。（3）“为台湾敌对势力攻击大陆提供论点”。《冰点》事件爆发，国共两党正处于蜜月期，算不上是“敌对势力”了；民进党周身蚂蚁，自顾不暇；他们都没有介入这件事。台湾和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卷入此事，功劳应该归于阅评组，是他们制造了这次风波，为传媒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关于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在中国，诬陷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学术观点的人政治上有问题，甚至说他或她背后有反动势力操纵，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司空见惯，许多受害者家破人亡。不过，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卑鄙勾当虽然不绝如缕，但人神共怒，愿意故技重演者越来越少。想不到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人想玩这一手。这些谣言来无踪，去无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好说明这些阴招的市场非常狭窄，没有什么人愿意买账了。
徐雪宾教授和志明是广州协和女中的同班同学和多年的挚友；她丈夫是卢永根院士，夫妇俩和我们是认识五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许是经历的风霜太多了，同时相信我光明磊落，没有接受不正当的资金，志明虽然担忧但是相当平静。她的意见是：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不要对抗，不要反驳，以免连累子孙后代。她一贯的态度是相信“组织”（共产党和政府），“组织”错了，顶多提提意见，不听就逆来顺受。我告诉她，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更没有所谓同境外反动势力勾结；我的学术观点是对的，是为了国家未来更好发展；我认为她的那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令我苦涩的是她们为什么会那样轻信谣言和联想到恐怖的后果。我深信雪宾提醒志明要做好最坏准备完全出于好意。40年代末，她们念中学时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那是有生命危险的选择。1950年夏天，雪宾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奉命放弃燕京，到岭南大学。志明则考上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也遵照组织的决定，放弃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两个毕生奉公守法、听共产党的话、勤恳工作的共产党的忠实党员有这样的恐惧可不是小事。
两人的反应其实都是对几十年来公民权利失去保障、灾祸可能随时降临的悲惨图景的的恐惧。且不说几十年耳闻目睹的悲惨故事和近日流传的谣言令人胆战心惊，亲人的遭遇就足够让她们刻骨铭心。
雪宾的哥哥徐刍，是清华大学教师，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研究最早的参加者。我没有见过他，但多次听志明谈起他，说他一是“牙刷”（广州话：自负），二是喜欢到“天光墟”（早上卖各种旧物的集市）搜罗杂物，修理和捣鼓各种东西。这是非常典型的聪明能干的男孩子性格。这样的人很容易持才傲物，被划为右派就毫不足怪了。文化革命期间他在广西一个劳改场中被活活打死。
志明的姐姐邵妙容50年代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1957年，她应邀参加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的座谈会，说了一些党的政策没有好好落实之类的话，换来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在炼狱煎熬的过程。最可怜是三个孩子，不得不分散放置在亲友家里；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长大，身心饱受摧残，其中两人罹上无法根治的疾病。大女孩放在我们家里，但在59年的反右倾中，一些人揭发、批评志明为姐姐的遭遇落泪，收留右派的孩子，立场不稳！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位还在念幼儿园的小姑娘不得不转移到其他亲友家里。难忘的2006春天，毕生善良淳朴如无暇白璧的两个妇女（容姐和她的长女梁思）相继过早离开人世。3月为容姐送行，南海新建的非常气派的殡仪馆在狮山镇，正是她当上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地方。包括大饥荒的三年，她就在这个当时经济非常落后的狮山人民公社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而作为右派居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她毕生勤奋、心灵手巧而又人缘很好、从不惹是生非的自然回报。不难想象，她为此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超常劳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想起这位善良的姐姐的悲惨遭遇，志明和我都不禁泪流满面。当时，因心脏病几度开刀的梁思已经不能来为妈妈送行了，不到一个月就跟随妈妈西行。
2月2日，年初五，雪宾、志明和自北京、加拿大回来过春节的四位当年的中学同学到暨南大学拜见年逾九旬的中文系教授虞泽甫老师。40年代，虞老师在广州教中学，身为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循循善诱，把他们四个引上憎恨国民党腐败、专制统治，跟随共产党追寻理想社会的革命道路。永根和我也参加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四家人共同宴请老师。餐桌上虞老师和学生们，除了忆旧，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前无所不在的腐败。我们都是唱着“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两代共产党人都没有看到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但对我说来，这个话题已经有点麻木，谈了什么具体情况完全记不起来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形成强大、公正的监督和惩治体系，这个痼疾无法根治。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老是收窄言论空间？
住在阿根廷的姑姑是我唯一在世的长辈。1946年姑丈高亚伟教授受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名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她相夫教子，在台湾生活了五十多年，直到2003年姑丈逝世，她才到阿根廷女儿家里居住。事件一发生，她在美国的儿子就打电话告诉她，说伟时表哥出事了。她非常紧张，叫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打听一下情况怎样，人身安全有没有问题。我请堂弟转告，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请她不必担心。过了没有多久，春节还没过完，她不放心，又直接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怎样？我再度据实相告，安慰她不必担心。但是，要年近九旬的长辈为我担心受怕，心里实在难受，讲了没有多久，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也听到姑姑在大洋彼岸压抑不住在掉泪。在台湾，她是兴宁同乡会的常务理事；在阿根廷，她的女婿是当地侨领；改革开放以来，兴宁县的党政领导费了不少心思和他们联络。姑丈逝世，《兴宁文史》还出了悼念专辑。阅评组大笔一挥，深受其害的显然不止是我个人，家乡同海外游子的感情纽带无疑也重重挨了一刀。
1950年我考进中山大学时，有一大批香港学生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毅然摆脱各种羁绊到内地上学。同改革开放后招收的港澳生不同，这些“香港仔”与我们完全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60年代以后，他们多半带着满身伤痕黯然回去。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各方面的骨干。我校数学系的马汝念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到这个世纪初，他才到美国居住，2006年三月不幸病逝。几天前回国的他太太告诉我，“马仔”（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逝世前一再念叨的就是：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在不同院系学习和工作，很少交往，他的惦念不但是物伤其类，而且是他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祖国的走向的担忧。
2006，寒冷的春天，难以承受的是亲情的关怀。大学同学、高中同学都在殷殷询问：老袁，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事情多，高中同学的聚会缺席了；他们特地推出代表来找我，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一再叮咛：别理他们，健康最重要！最难承受的是两位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看我来了。她们都是在亲人陪伴下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的。惠玲别来整整60年，已经步履维艰；从梁銶锯堂（大礼堂）前面到紫荆园餐厅二三百米距离也要坐车了。念广在广州工作，也已30多年没有见过面。她是拄着两条拐棍和老伴一道来的。她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人民共和国诚诚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人。我们的愿望也很卑微：不要侵扰我们，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说几句话。
在喧嚣一时的《冰点》事件中，这些人在各种媒体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他们都瞪大眼睛在注视着事情的进展。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支持，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是对祸从天降和祸从口出的厌恶和无奈。中国的文字狱源远流长，自从上一世纪苏联的意识形态恐怖传进中国后，谬种流传，土洋结合，变本加厉，人们谈虎色变，这是受害者的自然反应。
这些亲友都知道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改观，论何人都没有本事把中国拖回到文革年代。可是，一有风吹草动，恐怖的记忆立即浮现。不能责怪他们无视神州的巨大变化，人们深深懂得：恩赐的优惠，施恩者可以随时收回。面对个人难以抗衡的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天威难测，宁不恐惧？
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是龙应台的遭遇。2005年，我们好不容易把她请到中山大学做报告。在中大的大礼堂——梁銶琚堂校内外一千多听众聆听了她的精彩演说，大小报刊争相报道。2月24日，我收到她的电邮：“伟时，好消息，我昨天去‘试办’进入中国的签证，竟然发给我了！所以，第一个行程，一定是到广州去看你。听说要在广州开‘义和团研讨会’，真的吗？几时开？我就那时候去？或者，早点去，我们‘庆祝冰点复刊’？”
25日，我给她回信：“应台：谢谢传来好消息，等待你来广州！给一个题目吧，再做一次公开演讲。开讨论会云云，纯粹是流言，不但我完全不知道，昨天特地问了几个本地和外地的朋友也说毫无所闻。我想还是看看《冰点》复刊后他们有什么动作再定你的行止吧。除了五月初第一个星期（全民放假的黄金周）和六四前后，什么时间来都可以。”《冰点》事件后没有剥夺龙应台回乡的权利，理应称许。不过，21世纪了，公民可以回乡居然成为一个“好消息”，历史的脚步未免太蹒跚了。
更令人伤感的事还在后头。应台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急性子，约好她12号上午到广州，下午在中山大学做报告，第二天上午飞桂林。她半信半疑，报告做得成吗？我最初信心十足，一再说行。9号，督促有关朋友去落实报告场地，当听说报告人是龙应台，管理人员请示领导后答复：“这么著名的人物做报告，要报省里批准！”稍有在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拒绝的遁词。同一个龙应台，去年在中山大学，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对这样的官腔不满，在资源高度垄断的环境里，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公民自由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冲撞。事例俯拾皆是。就在那几天，长期在香港左派媒体工作的周奕先生来信：
“袁教授：
前两天给你的电邮遭到一再退件，一怒之下，把这几个月来我遭到多次退件的事情抖出来。
文章已写好，并已发给明报。马家辉（《明报》编辑）刚刚来电，立即安排刊出（一般来说是四天之后）。现在把这篇文章邮上给你，我对这些愚昧的行为始终是嘻笑怒骂。”
我在回信中写道：
周奕兄：
写得真实、生动，留下一笔可贵的历史资料。
一个体制确立后，要改变它，非常困难。我们当年都曾参与栽树，不久就长期、反复品尝苦果。我们的最后责任是认真参详，留下历史智慧给后人。
祝
笔力长健！
袁伟时 5月10日
这类信息封锁不光是对我个人通信自由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知识和思想的禁锢。人们都知道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开放和免费的百科全书。是交流知识和激发想象力的最大平台。可是，中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告诉我们：“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维基媒体项目于2005年10月被大陆当局封锁，至今不能正常访问。”不问可知，藉口无非是它有思想检查当局认为有害的内容。但没有信息自由，就没有现代化。这样的倒行逆施，显然非常弱智而又徒劳无功。它挡不住有心人冲破封锁线，中国的形象却被败坏了，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会不得不吞下压制造成的极端非理性的恶果。
尽管如此，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坚信只有和平稳健的改革能够推动中国走上法治、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康庄大道。
4月13日下午六点，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依约准时来到中山大学南校门，陪同他来的是他的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黄颖小姐。先带他们到中区校园看了一下，惊叹老建筑和古树之美，然后到校内的餐厅吃饭。边吃边谈，整整两个多小时。他说：《人民报》是荷兰第一大报。话题离不了历史教科书和中国未来走向问题。我说：“中国渐渐地在转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学生不相信历史书上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学生懂得英语，他们能避开封锁，看境外的网站。有人说中国的新一代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会讨论历史，他们知道是非曲直，他们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新的中产阶层也一样。但总有一天会改变，中国再也不会沉默。很重要的是，政府也应该积极面对这些。” 我也告诉他：“转型中的中国，黑暗与光明并陈。我深信，中国不是苏联，一个毅然参加WTO的中国，1997、98年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的中国，必将战胜专横，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
汉斯先生说：“你很乐观！”我立即补充说：“也很温和。”他笑着答道：“我也很温和。荷兰是低地，所以多数人都很温和。”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山岳派的雅各宾派极其激进，而低地或平原派——吉伦特派是著名的温和派。一个认真研究过19、20世纪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无视民族主义、不断革命和民粹主义三大极端思潮带给祖国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在不断改革中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移植到中国，让中国人在自由的环境中继承传统、融入世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我企盼看到这一光明战胜愚昧的事业的重大进展。
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写完
8月10日修改定稿
[i]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ii]人教网历史教育教学论坛，2006年2月4 日。
[iii]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iv]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97、88页。
[v]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vi] 同上，第88、89页。
[vii]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335页。
尽管李大同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早已名扬四海，我却实在孤陋寡闻，直到2005年9月才第一次知道有个李大同。至于《冰点》则在这一年12月19日以前还毫无所知。
2005年9月14日收到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教师李桂枝（笔名糊涂）的电邮：
袁老师，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发给我的邮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你来着。后来又问我。但我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你如果知道详情，可以回他一下：他的邮箱：……
下面是他给我的信：
“田中奏折”究竟有没有？我们要发一个报道，美国参赞说“田中奏折”经许多历史学者考证，子虚乌有。但在中国媒体上，仍被广泛引用。我本来想让你给我袁伟时先生的邮件，直接向他请教，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吧，帮我考证一下。谢谢！
15日我给糊涂回信，并抄送李大同：
糊涂并大同兄：这两天正在赶任务，忙得够受。昨天下午六点交了文章，昨晚又有客人来。迟迟复信，敬请原谅！
在我看来，《田中奏折》非常可疑，不应再拿出来宣扬。附上一篇文章，说得颇为有理。可以用其他材料，包括1927年6月27至7月7日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的材料，充分揭露日本的侵略计划，没有必要再用《田中奏折》。
此后，我和大同没有什么联系。2005年12月19日，突然收到他的来信：
袁伟时先生，您好！
最近在寄给我的一份“今朝”杂志上看到您的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喜过望。这是一个我们多年来想做的题目。我们想尽快发表这篇文章。您那里有没有电子文本？〈冰点〉整版文章的限度是9000字左右，因为还要配一些照片。这篇文章您是否还需要修订？希望能尽快给我们。
这是《冰点》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在此以前，只注意到李大同是《中国青年报》的，这份报纸是20世纪50年代我念大学时经常阅读的。我在回信中附上《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电子文本，告诉他这是一篇2002年6月撰写的旧文，已经在《东方文化》同年12月的第六期上发表过（《东方文化》已于2003年停刊）。他认为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后，我表示除了说明针对的是直到2002年的历史教科书情况外，其他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接着就是等待发表了。
2006年1月10 日21点40分我在停止工作、准备休息前检查邮件，收到大同的来信，内容有点出乎意料。他写道：
伟时先生：
没想到今天还出了个小小风波，组版完成后送总编辑审，结果几个总编辑商量后，叫我上去说不能发，理由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中央大报攻击历史教科书前所未有，风险太大。这个理由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有较大政治风险。据理力争后，总编辑妥协了，但要求删掉最后一节。此时我也必须作出一定妥协，同意作一些删节，但不能全删。于是，最后一节里比较刺激当局的话有所删节，但我认为对全文宗旨并无实质性损害。重要的是发出这样的声音。估计教育部会有较强烈反弹，中宣部还难以判断。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立即写了回信：
大同：我的心情归结为三句话：（1）向您和您的朋友致敬！（2）如果那么理性的声音，都不能见容于当局，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耻辱。（3）我个人会始终坚持平和、说理的态度，坚持不懈读书、写作；窗外风云，一笑置之。
这里表达的是我贯穿整个事件的基本态度。第二天文章发表出来了，又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删节非常少。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2002年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多年来，我对支配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所谓“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甚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是个别历史学家配合革命宣传的主张，不幸被意识形态化。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厌弃这一僵化框架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太平天国、义和团不过是这个过程的逆流。1998年5月，笔者又撰写《近代中国研究：一论独霸到三派鼎立》，再次明确指出：
“义和团是戊戌维新的反动。它不分青红皂白屠杀外国人和沾上一点洋气或现代味的中国人，摧残现代文明。这是与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最可耻的记录之一，难怪鲁迅直斥之为‘拳匪’”。“至于太平天国……虽然还有人为之唱革命赞歌，不少史家则认为它不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重演。”
我进一步指出，不能就事论事，应该触及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改革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地说，发展与改造是常态，冲突与革命是变态，后者为前者服务。确认这个基点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基石。”
二是维护学术自由：“取消学术自由，伤害知识分子，实质是摧毁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而文化专制的孪生物：学霸、告密者、风派在知识阶层涌现，则标志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和道德崩溃。”[i]
凡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工作过的人大都知道，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和校园中，两条恶狗——学霸（他们通常又是眼睛盯着上司的脸色随时准备转舵的风派）、告密者，经常虎视耽耽，伺机咬人。他们把几条僵化的教条当大棒，倚仗靠山，动辄兴风作浪。但他们掌握了各种资源，一般学者不得不虚与委蛇。意识形态压抑甚至吞噬学术。这种状况神憎鬼厌，但受制于各种条件，许多人只能忍气吞声，保持沉默。
总要有人说话。我年过古稀，受制于人的情况相对少一些；90年代以来，一说再说的话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这些话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不说不行。于是选择中学历史教科书为靶子，决心再说一次。向境内外的友人求助，找到了台湾、香港的有关教科书和大陆正在使用的两套历史教科书。旧话重提，驾轻就熟，写作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一气呵成，写下15000字的《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免节外生枝，我避开台湾的教科书，挑选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的评述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是非如此分明，任何人都很难反驳。发表也很顺利，《东方文化》编者看了稿子后二话没说，立即付排。发表后很受欢迎，很多人到编辑部购买这一期刊物，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官方没有哼声。
意外的风暴
《冰点》是在1月11日（星期三）发表拙作的。各方的反应都很快。首先是国内外各个网站迅速转载，文摘报也抢着转载；这应该归功于《冰点》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连我这个很少上网的人都感受到了。13日我给大同发电邮：
大同：
拙作发表后，网上反应似乎相当强烈。凤凰网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而且跟帖排名第一。有没有给你们惹麻烦啊？有什么动态，请随时告知。谢谢！
16日风暴的朕兆开始出现，大同来信说：
上周给您回信，还说没有什么事儿，但星期五晚间（13日）总编辑就给我来电话说中宣部的批评来了，内容大体是“违反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报中央批准的规定，严重误导青少年”等等，……
第二天，大同又来信说：
伟时先生：
昨晚得到的消息，教育部对文章十分恼火，周济（教育部长）也出面指责了。他们组织了几个编教科书的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无非是想拿到“尚方宝剑”后发难。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25日，网上终于传出了有关部门的文件，风暴开始了。一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文件：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
2006年1月24日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比这更早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阅评组的文件。
新闻阅评
第34期
中宣部新闻局 2006年1月20日
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翻案
中青报载文公然批我历史教科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写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和义和团事件的叙述是“狼奶”，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灾难根源之一“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表明：“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两个事件为例做出抨击，否定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关于火烧圆明园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说战争起因是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马赖1842年起到西林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西林地方官员把他处死，违反了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伟时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正是西方列强自己。文章说，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二是《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规定12年后可修改通商条款。这“本属平常外交事件，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矛盾。”教科书说：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一舰队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他们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遭防守士兵开炮打击。文章说，“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当时政府和仕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所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事实上，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是其侵略本质决定的，清政府一再忍让，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得不进行抵抗，文章所述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二、关于义和团事件
文章说，“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关于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及砍断电线，文章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文章援引教科书沿海版“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一句后说：义和团期间，“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文章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这场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而事实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烧杀掠夺在前，义和团反抗在后，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文章套用八国联军侵略者同样的语言，说中国人仇视欧洲人民，文章完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列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对义和团做出积极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同西方列强的攻击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绝不容抹煞。
文章说，“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观点和当年蒋廷黼的观点如出一辙。蒋是要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去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和我党的观点完全相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只有先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另一个伟大任务。两点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能实现后者。
文章把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我历史教科书扯在一起，说“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是“社会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这是直接攻击我们党提倡和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我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而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混为一谈，严重地颠倒是非。
阅评员认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的行径早就给予了有力批驳，历史本来早已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了结论，而文章作者竟然要如此为其翻案，使人难以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不时发表同我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对人民提出的严肃批评置若罔闻，真不知要把我们的年轻读者引导到哪里去。
（新闻阅评小组）
本期加送：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杨岳、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部领导
总第8136期 责任编辑：何黄彪
过去常常听一些朋友提到阅评组，第一次看到它的文件，阅后的印象是强词夺理，乱戴帽子。与此同时，网上传来的消息说，管共青团的王兆国和中宣部长、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话，阅评组是奉命行事。几个人不喜欢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周刊关了，这明目张胆与中国《宪法》建立“法治国家”的规定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学术问题的是非不是通过自由讨论去判定，而由官员肆意加上大得可怕的政治帽子，明目张胆侵犯学术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也太不尊重中国宪法了！这样的言行等于在中国媒体和知识分子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他们若果不察言观色、先意承旨就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太恐怖了！
风暴中心的宁静
据说台风中心是异常平静的。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我的内心和生活却非常平静。连我自己有时也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风暴在头上盘旋，心情却那么平静？想一想，这倒也顺理成章：平静是建立在体察环境和知识自信上的。
今时不同往日，文革噩梦肯定一去不复还了。从政治上看，阅评组给拙作加上的罪名不可谓不大。总的结论是“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革结束以前，要是沾上这样的罪名，轻则戴上右派帽子，列入五种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行列，重则投入监狱。不过，我深信，政治形势已经变了。在受到惨重的历史惩罚后，又经过80年代以来“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诸如此类的风风雨雨，愿意重蹈覆辙的官员已经很少。你总不能把沉迷学术、讲几句自己学术观点的教授拉去坐牢吧？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自信。看到他们的指责后，我的一个强烈的感想是：这些人对中国近代史所知实在太少，知识太陈旧，要是好好关注一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就不会讲出那么一大堆令人脸红的话了。改革开放20多年，光是翻译或引进境外学者中国近代史学术专著已有一百多部，加上境内一流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这个学科的许多陈陈相因的固陋之见，早已自然淘汰，真正相信陈腐结论的学者为数甚少。有些大学历史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成了这些陈见的最后堡垒。多读几本书，也许可以少几分尴尬！
1959年，在一系列所谓学术批判后，上一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创造社的中坚和左联领导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一针见血地说：这些都是“以无知批有知”！从苏联到中国，教训历历在目，各种所谓思想、文化和学术批判都是“以无知批有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文化学术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自然发展，一旦把文化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倚仗政治或宗教权力摧残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必然是以愚昧扼杀智慧，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问题是经过文化革命这样创巨痛深的惩罚，为什么这样的无知丑剧还一再重演？
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非常不幸的。失去了学术和思想自由，除了意识形态统治相同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外，割断了与其他国家的学术联系，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与学术无关的“改造”上。必然的恶果是绝大多数人学术视野和知识面都很窄。80年代国门重新打开后，学术界许多人努力上进，这种状况有很大改进。但无庸讳言，有些人不思上进，甚至觉得固守原有框框有利可图。在学术和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一旦因缘际会，有的人成了的文化教育或宣传部们领导者，“官大学问大”，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审判官”，发号施令，指手画脚，教训老师，教训同辈，教训青年，“以无知批有知”的蠢行就不可避免一再重演了！
我的宁静还来源于长期研究历史养成的独特的“看戏”心态。世间百态都是史。评头品足，寻根究底，是历史研究者职责所在。此时，此事，何缘，何故？思考这些，无疑有益智宁神之功。
例如，《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们始初认为拙作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教科书编纂是国家行为”。无独有偶，事件爆发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册责任编辑马执斌发表谈话，非常不满笔者的批评，论点之一也是：“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ii]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非常清楚，教科书批评不得，批评它就是批评国家！我估计他们是真心实意这样认识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第一期传达给读者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区分国家和政府、国家与个人。“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自由而设……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iii]国家和政府都是在宪政框架下，为了保障和发展个人自由而存在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教科书不过是政府领导和监督下编印的书籍，它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特征，但它不是政府行为，更不是所谓“国家行为”或“国家意志”。真正称得上国家意志的是宪法，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也是人们可以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至于政府行为更缺少不得公民的批评监督。教科书反而批评不得，太奇怪了！
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为什么时至21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在真假“国家”行为面前不能理直气壮说话，却是一副诚惶诚恐生怕灾祸突然降临的可怜相呢？
不是某个人特别胆小怕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代知识分子都把党、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党和政府的一个分支同它的整体不分；并且颠倒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彷佛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反而成了民众的主人。于是，批评任何具体事物都归结为反对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这是极端的蒙昧，却是包括反右派、文革在内的接二连三的重大灾难的认识根源。一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就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这个说法有什么法律根据？这本书“编著者”和“审定委员”各两人，笔者多年在大学和历史学界混饭半个世纪，却名字都没有听说过！问过好几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也对他们茫无所知！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其中某些人的资料，为数很少而且内容单薄。我们的国家就被他们代表了，是不是有点冤？批评他们的作品，就沦为“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其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维方法太吓人，也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太远了！
今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9日是大年初一，事件发生才几天，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几家人包括三个中学生在内一行十人结伴上了离广州不远的著名风景区西樵山。一连三天，我们嘻嘻哈哈，爬山登高，瞻仰大佛，享受美食，谈天说地，但“言不及义”。因为对我们说来，是非洞若观火，根本不需要讨论。
文明与无知的冲撞
随之而来的是网上文章铺天盖地；声音是多元的。那些反对当局倒行逆施的声音，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其中几篇最受人瞩目：
首先是龙应台的《请用文明来回答我——给胡锦涛的公开信》，1月26日在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著名日报上同时发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24日听到《冰点》停刊的消息通宵不眠写下这封公开信的，写完了生了一场病。
第二是2月2日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编辑记者、老法学教授的声明。
第三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萧翰2月14日一天内写了三篇评论放上互联网，题目分别是：《取消中宣部管制，走新闻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产权的行政垄断》，《催生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出版界》。
第四篇是2月14日，13位《冰点》作者（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崔卫平（学者），丁东（学者），傅国涌（学者），贺卫方（学者），郝建（学者），江晓阳（律师），刘晓峰（学者），马少华（学者），秦晖（学者），童大焕（编辑），章诒和（学者），赵牧（编辑），朱学勤（学者）发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网警拦阻不住这些文章在大陆的网民中像春汛一样奔腾。
应台的文章是声讨野蛮的龙卷风：“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十三位老干部显示的是忧国忧民的凛然正气：“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
萧翰在充分说明利害得失后，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十三位作者的公开信，则以宪法为根据，详尽分析此举的错误和危害：
“眼前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35条的规定，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这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中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里的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今天这种违宪打压落到了袁伟时教授头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别人头上，如同它过去曾落到刘少奇、彭德怀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辈头上一样。团中央宣传部或‘中央有关部门’如果不喜欢袁文，完全可以撰文反驳，同时也要确保袁伟时教授再反驳的权利，绝不能违宪逞威封人家的嘴。更何况文责自负是文明媒体的通则，因袁文而查封《冰点》，就更不成体统了。”
“你们对开放言论空间引起一些动荡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恰好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尊重不同利益、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公正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利益与观念能够开放而和平地相互竞争，国家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向大治。古人所谓‘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他们讲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常识。但是，在当代中国，宣扬这些常识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据说，在轻而易举的信息监控下，13位作者的公开信尚未发表，有关部门已经一清二楚，参与签名者除个别人外都被所在单位的领导人找去谈话，劝阻他们在信上签名。
作为当事人之一，对我的网络信息监控更是不在话下。事件发生以前，用百度查询关于我的信息，有48000多条，Google则在30000条上下。2月20日，有位年轻人用“百度”搜索“袁伟时”有701个查询结果，“google”搜索“袁伟时”有32000个查询结果，yahoo有58300个查询结果。百度保留的基本上是骂袁某人的声音；直到4月12日，这个状况基本没有变化。Google查询的结果则直线上升，到三月份达到15－18万条之间。
痛骂袁某人是“汉奸”、“卖国贼”、“奴才”的文章或帖子在大陆的网上广为流传。我都是看了标题，便一笑置之。值得看看的是署名子乔的文章，他反对我的观点，但是他用史料说活，如果不加辨别，一般人很难看出这篇文章的错误。但他运用史料有明显的漏洞，我在后来答复《冰点》复刊第一期批判我的文章中，顺便也将他提出的问题答复了。其他林林总总的文章中，还有三篇值得注意，其中蕴涵的信息，体现着中国大陆知识阶层中部分人的文化心态。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新华社特稿部主任熊蕾的文章。除了这篇文章外，我对她毫无所知，但这篇文章却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她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指责《冰点》不公正，没有刊登反对他们观点的文章。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袁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有权利有他对历史的看法。学术界对他的看法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媒体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这两方面或更多方面的不同观点，让读者了解学术界的争论情况，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并非学术刊物的媒体只发表了袁教授的一家之言，显然是出于赞同，这样就通过传媒传播的放大效果，把这一个方面的观点传达到比袁教授的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可是，在新华社工作的她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容许发表官方不赞同的声音。在几千家报刊中，人云亦云的文章如洪水般泛滥，只有《冰点》等少数报刊显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发表深受读者喜爱的文章，却不见容于当道。您为什么不严厉谴责这样的霸道和违法行为呢？公民有言论自由，报刊把一个学者的观点传播到比“讲堂广泛得多的范围”难道是罪孽吗？
二是暴力是近代中国人的唯一选择。“暴力的确不好，但是面对咄咄逼人要瓜分中国的暴力列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袁教授和台湾龙应台女士在谴责羊的暴力的时候，为什么不谴责狼的暴力？”
对龙应台的指责只能由她自己回答，假如她有这样的兴致的话。说袁伟时没有谴责侵略者的暴力，我宁可认为这是她阅读过于粗心的失言。她提出“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表明她的历史知识有重大缺陷，除了个人知识更新是否足够的因素外，这正是中国历史教育失败的又一典型事例。
在晚清著名历史人物中，黄遵宪（1848－1905）可以说是少数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爱国维新志士、著名诗人、杰出的外交家和史家。如果熊蕾女士读过他历时八载于1887年完稿的名著《日本国志》，或者她认真了解过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她也许会主动收回自己说的这些话。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上帝安排与我们比邻而居的日本，其成败得失不但是东亚各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参照系，而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唯一跻身列强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世界后发展各国的重要镜子。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和中国一样，丧失了很多主权。1858年与美、荷、俄、英、法分别签订条约，日本被迫接受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体制，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被迫允许列强设置“居留地”（租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前，他们同中国一样，采取“攘夷”——用武力驱赶外国入侵者的方针。60年代，有些地方甚至张贴气势不亚于义和团的布告：“外人近益跋扈，纵马横驰，往往伤人不顾，见之而不拔刀，即非日本男子！”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诸侯和不少日本人说到做到，开炮攻击外国船舶，袭击英国公使、刺杀英国领事和执教于大学的英国教师，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壮举不但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在赔款、惩凶的同时，还被迫同意“英佛（法）二国各留兵千五百人于横滨，以保护己民”，直至1875年才撤出。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形成“每改约一次，则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损”的局面。[iv]主张改革和开国的改革派甚至被加上“密通外夷，阴谋内乱”的罪名，惨遭斩首！明治维新转而采取“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锐意改革。1871年10月8日由重要大臣组成的庞大使团赴欧美访问。他们没有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确立了“内治优先”的方针，[v]全面推进改革，终于从90年代开始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899年取消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1911年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当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考察了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主张中国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从改革本国内政中寻求出路。他以治外法权为例，日本“深知其弊，亟亟议改。而他国皆谓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迁延以至于今。”熟悉日本、中国专制、残酷法律和西方法治状况的黄遵宪当然知道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触类旁通，他认为中国“今日之势，不能强彼（西方列强）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vi]在民族主义沸腾的“暴力”派看来，这样的主张岂不是“卖国投降”的铁证！
如果有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不难了解，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降，一切国家面临的都是如何应对不可抗拒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潮流。是主动变革，适应这股潮流，还是坚决固守传统，抗拒世界现代化和一体化进程？这是决定国家盛衰的关键。这个过程不是演奏田园牧歌的音乐会，伴随它的往往是血腥的侵略和许多不平等的耻辱与掠夺。当时当地是选择暴力反抗，还是为争取时间进行改革而对外适当妥协，那是审时度势的决策问题。把选择暴力或战争看作是爱国，选择和平或妥协视为投降，一股脑把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归结为道德问题，非常愚昧，是停留在19世纪大清帝国无知权贵水平的愚昧！鼓吹这样的泛道德论，掩盖了如何接受现代文明、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基本问题。
同日本一样，19世纪中国也有盲目使用暴力反抗与从改革内部中寻求出路两种主张。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诚等比较了解世界大势的中国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无不主张对外以和为主，努力避战；对内学习西方，推行自强新政。最早的是魏源提出“以内修为外攘”[vii]，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反侵略的目的；简单说来，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日本不同的是清政府对他们的主张置若罔闻，却选择了最无知的顽固派主张的不管主客观条件，不问青红皂白，以暴力反抗侵略者的道路。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上述改革派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爱国者，但他们赞成必要的妥协，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必要的情况下和列强乱拼。把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成是“卖国投降”，如此颠倒黑白，如此弱智，世所罕见，却是迄今为止屡见不鲜的主旋律！时至21世纪还说“中国人除了暴力，还能有什么选择？”只能让人摇头叹息：那些误人子弟的历史教科书影响如此深远，连新华社的重要干部都陷入泥淖无法自拔，在中国要纠正偏见普及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知识太艰难了！
其实，从19世纪开始，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民族主义。历代都有人打着“爱国”的招牌兴风作浪，把不同意他们的愚蠢言行的人都贴上“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等等标签，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跟着起哄，往往能闹出或大或小的是非乃至杀人放火的事件。只要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任务没有完成，这类把戏会一再重演。
在这次事件中，一个自称在共青团中央信息办公室工作的陈立红，居然发出“全民批判袁伟时”的号召，俨然当年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的架势！另一个在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的名叫王小东的人，则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又是开讲座，又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帖子，进行人身攻击。他那些近代史知识不说也罢，最引人发噱的是一句话：袁伟时是“老洋奴”，弄的是“一仆三主”的“奴才影射史学”！“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这立即使我联想到街头那些到处寻衅，随时准备打架的闲汉。他们的惯技是煽动愚昧的民族主义情绪。想当年，文革暴发户戚本禹写的批判刘少奇的臭名昭彰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使的是同一招数，但还能说出几分歪理；不料四十年后的徒子徒孙等而下之，只剩下骂人的伎俩了！共青团中央竟然有那么多宝贝，中国的青少年可以大饱眼福了。不过，他们浮出水面又是必然的。社会多元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问题仅在于理性和偏激谁占上风。
三月一日，以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调离为代价，《冰点》复刊；从头版开始，用一个多版面，发表批判鄙人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看到作者署名是张海鹏，我乐了！呵呵，原来又是您！我和张先生早认识了，四个月前（2005年11月）他和我都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多次见面，客客气气。十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理论战线》上，他发表文章批判所谓史学领域的自由化，针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用“中世纪”取代“封建社会”这一中国大陆的习惯用语，大发议论，说是取消“反封建”的任务云云。我觉得十分好笑，就托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拙著，意思是您好好读读再发言。
其实，他的发言明显带有无话找话的意味，比起其他棍子党，不算恶劣。当时，他官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身在江湖，加上本来不是卓然独立的人物，说些胡话，可以谅解。与此同时，他给该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打招呼，既不要发表袁伟时的文章，也不要发表批判他的文章。在剑拔弩张反自由化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不失为保持《近代史研究》学术水准的明智措施。因此，尽管知道他是全国近代史学界四位以“左”著称的人物之一，还是认为他为人不算太坏。这次看到迎面而来的又是他，而且还是拿“反帝反封建”说事，内心有几点感想：
第一．这是有关方面能找到的最合适人选了。网上瞎嚷嚷的那些人，即使挂着教授的徽章，也上不得台面。当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愿意写这样的文章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了。四个著名的老左中难得他还有勇气承担这样的重任。
第二．必须彻底澄清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否则有些人会一再藉这个题目兴风作浪。
第三．他把气势汹汹的思想镇压降为理论和史实的争论，减轻了这个事件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写回答他的文章，还是费了一些时间。自从2002年写完《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以来，又有好几本关于义和团的学术专著翻译出版，拜读以后深感这些著作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澄清。很明显，我的责任不不止是回应张海鹏，而应努力将为义和团辩护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据加以比较全面的清理。三个星期中，除了应付一些急务外，写完一篇15000字的《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的长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好些新的探索；最重要的是重申我多年前已经说过的立论的框架：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
这篇文章3月23日写完，通过大同交给新的《冰点》编辑部，要求按照文明规则给我答辩权。与事先预料的一样，他们拒绝刊登。如果他们敢于刊登，那就开创了思想学术是非回归自由讨论的正确途径，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闯过一道重要关口。不过，他们受制于人，恐怕也没有敢于据理力争的胆识，机遇轻轻地飘逝了。前路漫漫，中国的文化学术还要受难！
转给香港《亚洲周刊》。邱立本总编辑说，他们通常最多只登5000字左右，要删节。我同意了。接着出现四个出乎意料的情况：
一是4月3月刊出，居然除删掉注释外，全文照登；保留注释的电子文本则放在他们的网站上。
二是文章刊出后，原来气势汹汹的讨伐大军基本上一片寂静。浮上心头的是家乡的谚语：“吃了丹药静静了”。
有些官方或接近官方的人士传出一个说法：具体的论点袁伟时可能是对的，总的结论不对。我想，这个说法不失为可以下台的台阶。
三是有位朋友告诉我，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
上到这个杂志的网站上，果然在3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6期上，发表了宋小庆、马执斌题为《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文章，没有点名，但矛头是指向我的。这篇赞颂“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值得注意的是文末注明的作者的身份：“宋小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马执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上面说过，马执斌是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加上执政党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身份不可谓不特殊，又发表在执政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上，理应引起人们关注。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反应冷冷清清，似乎没有什么人理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谁愿吃隔夜馊粥？
四是已经是8月份了，有位年轻学者才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龚书铎教授在教育部办的《高校理论战线》四月号和不知哪里办的《中华魂》三月号上分别发表了题为《历史不能任意涂抹》和《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这个发现解开了我几个月来的疑惑：为什么这位左营领军在这次事件中不上台表演？原来是演技拙劣，人们连眼尾都不愿多瞄一眼！此公官位显赫：国务院学科评审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要经费，要博士、硕士授予权，都得通过学科评审组评审；学者们可不敢随便得罪他。二十多年来，他在中国史学界的主要功勋是乱打棍子，还说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会再说一遍他生前说过多次的谚语：“我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拜读了他这两篇大作，发现与张海鹏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公开点名攻击，内容则又是一锅隔夜馊粥！难怪可怜兮兮，没有什么人愿意提起！
外国记者和大使关注的焦点
伴随事件始终的是海内外主要是境外媒体纷至沓来的采访。三十多家媒体几十次的采访，电视、广播、报刊，遍及亚、澳、欧、美几大洲，为数最多的是香港、日本和美国。以日本来说，从共同社到《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经济新闻》、《中文导报》，还有日本电视网广播公司（Nippon Television Corporation）都来采访。印象特别深的是《朝日新闻》驻广州记者的敬业精神。他们采访了几次，其中一次是3月1日，早上8点，铃木晓彦先生和他的助理张翠萍小姐已经到了我家，带来了当天复刊的《冰点》版面的传真。反应之快，让我有点吃惊。
他们问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除了询问文章写作的过程和涉及的一些问题外，关注的重点一是中国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状况；二是民族主义猖獗。
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有没有官员或学校领导人找你谈话、施加压力？我的答案很明确：没有。这是事实。历史毕竟在前进，反右和文革不可能重演。但是在这事实后面有个标准问题。那些蛮横的决定不就是压力吗？不过，耳闻目睹无数悲惨遭遇，只要不直接威胁到极其简单的日常生活，昔日的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有时深夜静思，个性倔强独立如我尚且如此，中国人普遍摆脱臣民——奴隶心态谈何容易！
中国还没有实现学术和言论自由，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作为受害甚深的一个教师，十分无奈又不甘放弃，只能尽心尽力呼唤法治和自由。2月7日我对《朝日新闻》铃木晓彦先生说：
“中国现在处在发展变化很关键的时期，中国是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对世界是福音。如果选择不恰当的方式，人民会受难，已经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形态都会受到损害，对世界发展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过去我们的‘开放’是对的，今后也应该继续开放。开放应该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作贡献，关键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老是让知识阶层心惊胆战，要有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总结经验。必须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政府要守法，人民也要守法。政府如果没有受到法治的约束，就会侵犯公民的权利、损害国家的利益；而公民也要遵守法治，否则会出现暴民专制。我希望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持续发展的国家。”
在中国，狭隘民族主义常常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上场。19世纪以来，中国朝野都惯于拿“爱国还是卖国”做文章；在这个题目下，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波，弄出一大串真真假假的“汉奸”、“卖国贼”。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揭露真相、澄清是非，总结打着爱国旗号的蠢行祸国殃民的经验教训。
2月9日在回答《读卖新闻》中国局局长藤野彰先生提问时，我指出：
“我想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会很自然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文化，这个是很自然的感情。……
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爱国”有两种：一种是理性、文明的爱国。它有三个标志：（1）努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法治、富裕的现代社会，以优良的社会制度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2）保护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以优美生活环境赢得民心。（3）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开放的态度和他们和平相处、自由交流。
另一种是野蛮的爱国主义，它的标志是：（1）惟我独尊，盲目肯定本国和本民族的一切。（2）排斥现代文明，视自由、民主、法治和现代文明的各种成就为寇仇。（3）蔑视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灌输仇恨，动辄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思想灌输在短期内能够蒙蔽一批人，但会给本国和其他国家带来莫大灾难。从长期看，公民会‘用脚投票’，或动手推翻那些假借国家、民族名义营私的专制统治者。20世纪留下的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狭隘民族主义是百年顽症，要彻底消除非常不容易。众所周知，中国离开放社会的标准还很远。这里就有狭隘民族主义在作祟。有的人动不动就以‘不合国情’为藉口，拒绝接受普世性的价值或国际通行的做法。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中国的痼疾，也是尚未走出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病。当传媒为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不理性的反帝“壮举”欢呼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你们是助人还是害人？
让我吃惊的是这个问题居然也是外国驻华使节关注的问题。3月17日，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Dr. Volker Stanzel）邀请我到广州天河南二路水沐莲清餐厅共进晚餐。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李浩然（Harald Richter）也在座和担任翻译。三人围着大厅的一张小餐桌，边吃边聊。餐厅的负责人大约觉得坐着插上德国国旗的黑牌（外国使领馆车牌）车莅临的客人有点特别，一再让服务员用各种借口前来打扰，直至违反常规直截了当索取各人的名片。史丹泽博士很有礼貌给了她写着德国大使头衔的名片后，劝阻她们不要再来干扰，我们的谈话才得以比较顺利进行。交谈中他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相信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是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强烈，若干年后，他们上台了，会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我坦率地谈了我的认识：这是不必要的忧虑。在我看来，网上那些令人吃惊的民族主义言论不能代表当今年轻人的主流。我的根据有三条：
1．中国的互联网不是自由天地。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一下子就被删掉了。有些问题不能完全以网上的言论作出判断。
2．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基础变了。水平较高的中国大学，都鼓励选用外国原版教材和用外语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年轻有为的官员派到国外（主要是欧美）培训。他们对世界现状比较了解。
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多数人得到实惠，要重新关上国门，脱离经济建设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谈完自己的看法后，真有别样滋味在心头：想不到那些狂热分子往中国脸上抹黑的影响竟那么恶劣。
校园内外的潜流
在缺少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人都会养成一些自保和避免连累别人的习惯。《冰点》事件发生，我从不主动和亲戚、朋友谈论这个问题。据说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传媒都报道过《冰点》事件，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们在履行职责。令我吃惊的是这件事影响面竟然那么大，众多大小私人空间都在关注这个事件。
请从校园外谈起。
这几个月我常常接到一些不认识的朋友的电话。他们想方设法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打通电话，通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大体是这么几句话：我支持您，向您致敬！请多保重！
一些朋友写信来，“铁肩担道义”等溢美之词让我惭愧。有些朋友则专门驱车从外地赶来，表达慰问和支持的情谊。一些朋友怕我消息闭塞，特地从香港、台湾、新西兰、美国等地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有关的动态。
中学生也在关注这个事件。湖北有位高三学生写来一封长信，说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我说的严重。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教材总是站在赞赏、宣扬的角度……但是黄巢和张献忠两人都做了一些什么，他们那么残忍地对待手无寸铁的百姓难道不应该接受历史的谴责吗？……
“我们的历史教育却不需要我们思考，只让我们在一片农民起义的颂歌中昏昏睡去，于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情绪大于理智的国民。
“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更是荒唐。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事件，我们考查的是：在哪个地方办了一些什么工厂，在哪个地方有谁办了什么刊物、学堂。至于这些运动的失败总是轻描淡写却又意味深长：因为他们不代表先进的阶级。这个理由是万能的，却是无理而霸道的。一旦祭起‘阶级’这颗大印，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默认。
……
“袁教授您说在一个人的学习中有什么比压抑真理更让人难受？……
“个人的压抑倒还罢了，可悲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普遍处在一种对历史的无知状态中。……我觉得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能上‘百家讲坛’的都是大家，连大家都沉溺于向民众描述细节又怎能指望民众变得理智？那些泛滥成灾的‘皇上’、‘格格’之类的影视片为什么能让我们的民众痴迷？民众的情绪又为什么轻易被鼓动？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反思。我们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民族的情绪，却从来不习惯于从历史中获得理性和清醒。”
这位中学生说得那么尖锐，有些意见可谓掷地有声。5月9日，我给他发了电邮：
“从来信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学生；你的怀疑和探索精神非常宝贵。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不过是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想泛滥的冰山一角。要拨乱反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希望在你们这一代。
附上我的两篇文章，给你参考。但正如你所说：考试还是要按标准答案。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祝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
真无奈，我不得不提醒一个正在觉醒的少年要做两面派！有话直说，敢想、敢说、敢干，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环境，是现代国家活力强大的的基础。我们不但没有为他们搭建好这样的平台，而且从上小学开始，家长们往往不得不提醒他们提防祸从口出！我们这一代人欠他们的债，此生此世恐怕难以还清。
出乎预料的是，与学术完全挨不上边的一些亲友也听到消息，上门来索取资料。
为了满足不懂电脑的亲友的需要，我不得不将自己写的有关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复印，先后印了60份，全都被拿走了。
香港有一批几十年如一日坚定不移支持中国的“亲中派”头面人物，他们每个星期五上午都在著名的陆羽居茶楼聚会。据参与这个聚会的朋友告知，他们都认为有关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错误的，都在关心我的处境。
校园内，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在跟踪事件的进展。有的朋友生怕我受不了，直捷了当说：“老袁，大家都支持你，要顶住！”
在校内，理工科的教师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绝对不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这几个月，分别同三个学院的教授们餐叙，他们居然对有关情况都了如指掌。
小儿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又是中山大学生物工程中心的学术委员。5月24日他从美国回来，第二、第三天，一连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把喉咙都讲哑了，妈妈心痛得很。一连两个晚上，生物工程中心宴请他，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餐桌上最热烈的话题竟然是《冰点》事件。这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们，不但对情况和是非一清二楚，而且转述了历史系一位著名教授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们，中青年几乎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受制于环境，只能选择沉默。60岁以上的老教授们，观点通常比较保守，但愿意跳出来为义和团辩护的也非常难找。有位老教授则认为：“老袁讲的都对，但讲的时机不对。”我想，这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意见。可是，他恐怕无法回答，何时才是合适的时机？这怪不得他们，在缺少学术自由的环境下生活，只能谨言慎行，那种学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勃勃生气无影无踪。我在心里沉吟：问苍天，是谁戕害了学术生机？
五月有一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天纲、北京师范大学的钟少华等三位教授来访。他们是在澳门开完学术会议顺道在广州停留的。少华快人快语：还有两位很想来看你，给暨南大学留下来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了。我给一位暨大教授打电话说，我们去看袁伟时，你去不去？他说：袁伟时反民族，反国家，反社会（主义），看这样的人？不去！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开心的是：难得社会多元，“思想统一”不再，千人千面千心，自由由此发端！
不过，有个情况恐怕是下令讨伐者始料未及的：不管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学者们都对这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恐怖非常反感，他们渴望正常的学术环境早日在中国出现。同三十年前即文革结束前的情况完全相反，甚至同上一世纪80年代也迥异，被官方点名批评的学者，在人们眼中不但不再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反而成了倍受崇敬的人物。愚鲁如笔者，也沾上了这扭曲了的环境的非份光泽。
难以忘怀的是收到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3月27日的来信。他是国内研究美国史的权威，93岁了，竟然也关注这一事件。他在信中写道：
“早些时了解到《冰点周刊》的停刊与大作《现代化与中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于是找来大作一读，感到有理有据，是一篇我近来读到的出色的科学论文，凡是具备有一定知识、理论水平的有良心的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阅评组，竟予以否定。其蛮横无知，一至如此！这样一个蛮横无知小集体竟能掌握这样一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生死决定权，真教人心境难平，忧思无巳！”
他的忧思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他索取有关资料，我赶快寄去，请这位前辈学者教正。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Cohen）的来信。他的《歷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公认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名著。他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首先，我赞同你在文章中致力的事情。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你在评论日本的情况时指出的一样，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个不同是，在日本有不同的现代史教科书，教师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来进行选择；第二个不同是在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教科书扭曲历史的事情。这在美国也是如此，但你也已经发现要在中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你呼吁人们关注并修订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努力是完全值得赞赏的。
第二，也更为具体的是，我同意你对教科书处理义和团起义一章的几点评价。当然，完全忽略义和团对现代化和一切外来事物的仇视是不可理解的。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对诸如毓賢滥杀无辜之事和慈禧太后怂恿起义等行为不予任何批评。我同样同意义和团起义是一场极端的反外国运动，而非反帝国主义，因此（李时岳数年前就指出这点）说义和团运动防止了中国的分崩离析纯属诡辩。最后，你批评教科书对于历史证据不负责、不诚实的安排，确实令人想起文革中对于义和团起义的历史处理（我书中有一章谈论这点）。
第三，更为宽泛一点，我由衷赞赏你对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我的国家永远是对的）所做的区分。在此重申，尽管中国是个极端特例，但也可在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里找到与中国（的爱国主义）重叠之处，包括美国。这让我想起越战时期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就试图把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我（作为一名反战人士）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是错误的，那你的爱国主义责任就是用一切可用的方法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而你已经通过批评教科书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批评共产党继续支持这种对于历史的扭曲中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对义和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不同意。你深深地认定现代性的一种形态，就是充满理性和宽容，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形态。这是你希望中国拥抱的形态，我也希望这样。然而，我不认为这是重建义和团历史的适当的出发点。你的基础问题是相对于你支持的现代化，义和团的站位在哪里，这样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很显然，和你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人道的、世界主义、宽容的现代世界相比，义和团是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化的。
从我的视角出发，重建义和团历史的方法其结论应更为开放。我试图理解义和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出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样的行为。我想尽力弄明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这些信仰和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还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和中国其他的社会运动（1900以前及以后）有什么不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又有什么不同。简要地说，我认为，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也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最是伤怀是亲情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至理名言。无辜伤害一个人，必然伤及大小不一的人群。
对我说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瞒住我的太太——志明，让安分守己的她的平静生活不要受到干扰。她不懂电脑，听力不好，整天躲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做家务，几乎足不出户。因此，尽管一个多月来室外雷电交加，她对事件仍毫无所知。二月下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徐雪宾打电话来，说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闹得很大，她将有关情况都告诉我了，还说有境外反动势力支持，要我做好最坏准备。
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具体内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知谁把那些谣言吹到雪宾耳边。（1）“有境外资金支持”。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有境外资金支持不等于政治上有问题。二十年前，我得过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那是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同当时美国华人电脑巨头王安的研究院合作，全国重点大学教师公开申请、公平竞争得到的。十年前霍英东基金会拨出一笔款，给我组织学术活动。我利用这笔钱在海天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现代与传统丛书”，庞朴的《一分为三》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纳入其中；与此同时，邀请了包括李泽厚、刘小枫等许多著名学者到中山大学讲学。不过，十年前这项拨款已经中止。此外，这笔钱任何支出都要向基金会凭单报销，我只是活动的组织者而已。我早就知道有人喜欢在资金问题上做文章，制造“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为此我特别谨慎，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这也是我在风暴中如此坦然的原因之一。（2）我的“书境内买不到，都拿到境外去出版”。其实，直到今年6月，我的书都在境内出版，从未在境外出过书。7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晚清大变局》的繁体字版，是我第一次在境外出书；但这部书1992深圳初版，1995年重印，2003年江西出增订新版。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常识：作为言论自由不可分割部分的出版自由，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能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被迫到境外去寻求这样的机会，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专横的权力，而不是作者。（3）“为台湾敌对势力攻击大陆提供论点”。《冰点》事件爆发，国共两党正处于蜜月期，算不上是“敌对势力”了；民进党周身蚂蚁，自顾不暇；他们都没有介入这件事。台湾和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卷入此事，功劳应该归于阅评组，是他们制造了这次风波，为传媒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关于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在中国，诬陷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学术观点的人政治上有问题，甚至说他或她背后有反动势力操纵，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司空见惯，许多受害者家破人亡。不过，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卑鄙勾当虽然不绝如缕，但人神共怒，愿意故技重演者越来越少。想不到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人想玩这一手。这些谣言来无踪，去无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好说明这些阴招的市场非常狭窄，没有什么人愿意买账了。
徐雪宾教授和志明是广州协和女中的同班同学和多年的挚友；她丈夫是卢永根院士，夫妇俩和我们是认识五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许是经历的风霜太多了，同时相信我光明磊落，没有接受不正当的资金，志明虽然担忧但是相当平静。她的意见是：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不要对抗，不要反驳，以免连累子孙后代。她一贯的态度是相信“组织”（共产党和政府），“组织”错了，顶多提提意见，不听就逆来顺受。我告诉她，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更没有所谓同境外反动势力勾结；我的学术观点是对的，是为了国家未来更好发展；我认为她的那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令我苦涩的是她们为什么会那样轻信谣言和联想到恐怖的后果。我深信雪宾提醒志明要做好最坏准备完全出于好意。40年代末，她们念中学时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那是有生命危险的选择。1950年夏天，雪宾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奉命放弃燕京，到岭南大学。志明则考上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也遵照组织的决定，放弃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两个毕生奉公守法、听共产党的话、勤恳工作的共产党的忠实党员有这样的恐惧可不是小事。
两人的反应其实都是对几十年来公民权利失去保障、灾祸可能随时降临的悲惨图景的的恐惧。且不说几十年耳闻目睹的悲惨故事和近日流传的谣言令人胆战心惊，亲人的遭遇就足够让她们刻骨铭心。
雪宾的哥哥徐刍，是清华大学教师，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研究最早的参加者。我没有见过他，但多次听志明谈起他，说他一是“牙刷”（广州话：自负），二是喜欢到“天光墟”（早上卖各种旧物的集市）搜罗杂物，修理和捣鼓各种东西。这是非常典型的聪明能干的男孩子性格。这样的人很容易持才傲物，被划为右派就毫不足怪了。文化革命期间他在广西一个劳改场中被活活打死。
志明的姐姐邵妙容50年代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1957年，她应邀参加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的座谈会，说了一些党的政策没有好好落实之类的话，换来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在炼狱煎熬的过程。最可怜是三个孩子，不得不分散放置在亲友家里；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长大，身心饱受摧残，其中两人罹上无法根治的疾病。大女孩放在我们家里，但在59年的反右倾中，一些人揭发、批评志明为姐姐的遭遇落泪，收留右派的孩子，立场不稳！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位还在念幼儿园的小姑娘不得不转移到其他亲友家里。难忘的2006春天，毕生善良淳朴如无暇白璧的两个妇女（容姐和她的长女梁思）相继过早离开人世。3月为容姐送行，南海新建的非常气派的殡仪馆在狮山镇，正是她当上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地方。包括大饥荒的三年，她就在这个当时经济非常落后的狮山人民公社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而作为右派居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她毕生勤奋、心灵手巧而又人缘很好、从不惹是生非的自然回报。不难想象，她为此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超常劳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想起这位善良的姐姐的悲惨遭遇，志明和我都不禁泪流满面。当时，因心脏病几度开刀的梁思已经不能来为妈妈送行了，不到一个月就跟随妈妈西行。
2月2日，年初五，雪宾、志明和自北京、加拿大回来过春节的四位当年的中学同学到暨南大学拜见年逾九旬的中文系教授虞泽甫老师。40年代，虞老师在广州教中学，身为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循循善诱，把他们四个引上憎恨国民党腐败、专制统治，跟随共产党追寻理想社会的革命道路。永根和我也参加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四家人共同宴请老师。餐桌上虞老师和学生们，除了忆旧，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前无所不在的腐败。我们都是唱着“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两代共产党人都没有看到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但对我说来，这个话题已经有点麻木，谈了什么具体情况完全记不起来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形成强大、公正的监督和惩治体系，这个痼疾无法根治。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老是收窄言论空间？
住在阿根廷的姑姑是我唯一在世的长辈。1946年姑丈高亚伟教授受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名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她相夫教子，在台湾生活了五十多年，直到2003年姑丈逝世，她才到阿根廷女儿家里居住。事件一发生，她在美国的儿子就打电话告诉她，说伟时表哥出事了。她非常紧张，叫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打听一下情况怎样，人身安全有没有问题。我请堂弟转告，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请她不必担心。过了没有多久，春节还没过完，她不放心，又直接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怎样？我再度据实相告，安慰她不必担心。但是，要年近九旬的长辈为我担心受怕，心里实在难受，讲了没有多久，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也听到姑姑在大洋彼岸压抑不住在掉泪。在台湾，她是兴宁同乡会的常务理事；在阿根廷，她的女婿是当地侨领；改革开放以来，兴宁县的党政领导费了不少心思和他们联络。姑丈逝世，《兴宁文史》还出了悼念专辑。阅评组大笔一挥，深受其害的显然不止是我个人，家乡同海外游子的感情纽带无疑也重重挨了一刀。
1950年我考进中山大学时，有一大批香港学生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毅然摆脱各种羁绊到内地上学。同改革开放后招收的港澳生不同，这些“香港仔”与我们完全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60年代以后，他们多半带着满身伤痕黯然回去。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各方面的骨干。我校数学系的马汝念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到这个世纪初，他才到美国居住，2006年三月不幸病逝。几天前回国的他太太告诉我，“马仔”（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逝世前一再念叨的就是：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在不同院系学习和工作，很少交往，他的惦念不但是物伤其类，而且是他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祖国的走向的担忧。
2006，寒冷的春天，难以承受的是亲情的关怀。大学同学、高中同学都在殷殷询问：老袁，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事情多，高中同学的聚会缺席了；他们特地推出代表来找我，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一再叮咛：别理他们，健康最重要！最难承受的是两位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看我来了。她们都是在亲人陪伴下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的。惠玲别来整整60年，已经步履维艰；从梁銶锯堂（大礼堂）前面到紫荆园餐厅二三百米距离也要坐车了。念广在广州工作，也已30多年没有见过面。她是拄着两条拐棍和老伴一道来的。她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人民共和国诚诚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人。我们的愿望也很卑微：不要侵扰我们，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说几句话。
在喧嚣一时的《冰点》事件中，这些人在各种媒体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他们都瞪大眼睛在注视着事情的进展。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支持，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是对祸从天降和祸从口出的厌恶和无奈。中国的文字狱源远流长，自从上一世纪苏联的意识形态恐怖传进中国后，谬种流传，土洋结合，变本加厉，人们谈虎色变，这是受害者的自然反应。
这些亲友都知道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改观，论何人都没有本事把中国拖回到文革年代。可是，一有风吹草动，恐怖的记忆立即浮现。不能责怪他们无视神州的巨大变化，人们深深懂得：恩赐的优惠，施恩者可以随时收回。面对个人难以抗衡的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天威难测，宁不恐惧？
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是龙应台的遭遇。2005年，我们好不容易把她请到中山大学做报告。在中大的大礼堂——梁銶琚堂校内外一千多听众聆听了她的精彩演说，大小报刊争相报道。2月24日，我收到她的电邮：“伟时，好消息，我昨天去‘试办’进入中国的签证，竟然发给我了！所以，第一个行程，一定是到广州去看你。听说要在广州开‘义和团研讨会’，真的吗？几时开？我就那时候去？或者，早点去，我们‘庆祝冰点复刊’？”
25日，我给她回信：“应台：谢谢传来好消息，等待你来广州！给一个题目吧，再做一次公开演讲。开讨论会云云，纯粹是流言，不但我完全不知道，昨天特地问了几个本地和外地的朋友也说毫无所闻。我想还是看看《冰点》复刊后他们有什么动作再定你的行止吧。除了五月初第一个星期（全民放假的黄金周）和六四前后，什么时间来都可以。”《冰点》事件后没有剥夺龙应台回乡的权利，理应称许。不过，21世纪了，公民可以回乡居然成为一个“好消息”，历史的脚步未免太蹒跚了。
更令人伤感的事还在后头。应台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急性子，约好她12号上午到广州，下午在中山大学做报告，第二天上午飞桂林。她半信半疑，报告做得成吗？我最初信心十足，一再说行。9号，督促有关朋友去落实报告场地，当听说报告人是龙应台，管理人员请示领导后答复：“这么著名的人物做报告，要报省里批准！”稍有在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拒绝的遁词。同一个龙应台，去年在中山大学，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对这样的官腔不满，在资源高度垄断的环境里，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公民自由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冲撞。事例俯拾皆是。就在那几天，长期在香港左派媒体工作的周奕先生来信：
“袁教授：
前两天给你的电邮遭到一再退件，一怒之下，把这几个月来我遭到多次退件的事情抖出来。
文章已写好，并已发给明报。马家辉（《明报》编辑）刚刚来电，立即安排刊出（一般来说是四天之后）。现在把这篇文章邮上给你，我对这些愚昧的行为始终是嘻笑怒骂。”
我在回信中写道：
周奕兄：
写得真实、生动，留下一笔可贵的历史资料。
一个体制确立后，要改变它，非常困难。我们当年都曾参与栽树，不久就长期、反复品尝苦果。我们的最后责任是认真参详，留下历史智慧给后人。
祝
笔力长健！
袁伟时 5月10日
这类信息封锁不光是对我个人通信自由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知识和思想的禁锢。人们都知道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开放和免费的百科全书。是交流知识和激发想象力的最大平台。可是，中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告诉我们：“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维基媒体项目于2005年10月被大陆当局封锁，至今不能正常访问。”不问可知，藉口无非是它有思想检查当局认为有害的内容。但没有信息自由，就没有现代化。这样的倒行逆施，显然非常弱智而又徒劳无功。它挡不住有心人冲破封锁线，中国的形象却被败坏了，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会不得不吞下压制造成的极端非理性的恶果。
尽管如此，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坚信只有和平稳健的改革能够推动中国走上法治、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康庄大道。
4月13日下午六点，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依约准时来到中山大学南校门，陪同他来的是他的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黄颖小姐。先带他们到中区校园看了一下，惊叹老建筑和古树之美，然后到校内的餐厅吃饭。边吃边谈，整整两个多小时。他说：《人民报》是荷兰第一大报。话题离不了历史教科书和中国未来走向问题。我说：“中国渐渐地在转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学生不相信历史书上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学生懂得英语，他们能避开封锁，看境外的网站。有人说中国的新一代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会讨论历史，他们知道是非曲直，他们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新的中产阶层也一样。但总有一天会改变，中国再也不会沉默。很重要的是，政府也应该积极面对这些。” 我也告诉他：“转型中的中国，黑暗与光明并陈。我深信，中国不是苏联，一个毅然参加WTO的中国，1997、98年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的中国，必将战胜专横，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
汉斯先生说：“你很乐观！”我立即补充说：“也很温和。”他笑着答道：“我也很温和。荷兰是低地，所以多数人都很温和。”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山岳派的雅各宾派极其激进，而低地或平原派——吉伦特派是著名的温和派。一个认真研究过19、20世纪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无视民族主义、不断革命和民粹主义三大极端思潮带给祖国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在不断改革中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移植到中国，让中国人在自由的环境中继承传统、融入世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我企盼看到这一光明战胜愚昧的事业的重大进展。
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写完
8月10日修改定稿
[i]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ii]人教网历史教育教学论坛，2006年2月4 日。
[iii]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iv]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97、88页。
[v]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vi] 同上，第88、89页。
[vii]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335页。
星期二, 一月 02, 2007
旧文新转：中国知识界又面对寒冷的冬天
胡锦涛对宣传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中宣部29号文件吹响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战斗号角
作者: 亚洲周刊
日期: 2004-12-12 09:03
日期: 2004-12-12 09:03
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最近加强控制知识界及新闻舆论，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点名批评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家余杰、已故经济学教授杨小凯等。
当 局重提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罪魁祸首是公开化和自由 化，要引以为监。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知识界常常是首当其冲。尽管今年中国大陆正值暖冬，但知识界 及媒体舆论却面对一场意外寒冷的冬天。 这股凛冽的寒流，针对当前中国知识界及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提法，警惕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批判近年知识界强调「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以 胡锦涛、温家宝 为首的中南海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推进宪政发展，令外界期待中国大陆未来更为开 放。但最新的发展，却引起知识界的高度忧虑。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目前的宣传工作，九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作了一次书面汇报，中南海高 层对这一份汇报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宣部提出的对新闻宣传要「把好关、把好度」的做法 。
十一月十一日，中宣部以此作为第二十九号文件，下 发各省市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十一 月下旬，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开始逐级传达。当局指出，目前新闻出版工作「由于缺乏把关 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了西方的错误观点，做了西方新闻媒体在政治上想做而没有做到 的事情」，「问题不少，险情不断」，有的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有的鼓吹西方司法制度， 有的鼓吹民间维权，有的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有的扩大历史阴暗面，有的将刑事案件政治 化。 中宣部下达的文件，强调「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争夺舆论阵地当作主要目标，不惜采取各 种办法和手段打进来，企图推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西化 』、『分化』的图谋。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好关，把好度』，要『守土有责 』。」
文件传达时点了一批知名学者的名，认为他们经 常或撰文或演讲批评时政，极力推动政治 体制改革，是宣扬西方错误观点的典型，其中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北京自由作家余杰、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已故）等；点了近期发 生的「炮轰中 宣部」事件，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被关事件；点了《战略与管理》、《炎黄春秋》 、《图书周报》、《同舟共进》等一大批报刊的问题；点了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在北京举办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颁发给了章诒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港版名为《最后的贵族》）；还强调传媒关于国企改革的报道，不要探讨深层次问题。
胡锦涛指戈氏是罪魁
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宣传工作作出批示，他认为，「一段时期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 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他还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 台，是其逐渐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 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 中共中央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尽快成立「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立后，推出 《新自由主义评析》研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并开动舆论机器，要求各省市 高层官员必读此书，发出反击「新自由主义」的信号，并举行多次研讨会，指出：「新自 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标是肢解民族国 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 政策上的失误」。刘云山重提党的喉舌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河南省考察宣传思想工作。他在河南省多个场合讲话，指出，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 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 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他说，「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根 据刘云山的讲话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主要喉舌《解放日报》，在十一月十二日「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部）的《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 「媒体公器论」》，此文引起传媒界极大反响，不少传媒工作者说这是一篇「奇文」。文章说，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既要客观、 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文 章说，「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 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 的代名词。
文章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 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着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 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 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 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三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同样在「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 方平的《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针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八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随后，一些民间人士也纷纷开列「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五十人名单，包括 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余杰、萧雪慧、杜导斌、郑义、王丹等。《解放日报》的文章在传媒界和知识界激起更大反响。有知识分子说，此文令 人感到一股寒气逼来。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 据悉，上海方面对于受到政治局常委「高度赞扬」，也感到兴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
华商,陕西，西安，古城，美女，咸阳，宝鸡，渭南，榆林，延安F\/q_5Td$
《解 放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一个舶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 了他们的一百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
批评知识分子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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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 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 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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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 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唯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 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发聩振聋的意见」，「公共知识分 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 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
吉炳轩称新闻要把关 华商,陕西，西安，古城，美女，咸阳，宝鸡，渭南，榆林，延安0_$m qm$L:u
陕西论坛,西安论坛， Q7l,l3VZ\
不 能让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控制话语权，要牢牢掌握媒体控制权，已是当局新的部署。发出这一强烈信号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最近一次会议上的讲 话。他说：把好关、把好度是新闻宣传中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要在政治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政策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导向上把好 关、把好度；要在热点引导上把好关、把好度。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导向意识，确保导向正确，引导有力。决不能在导向上出现偏差，决不能给人以误导、偏导和错 导。 华商论坛 Qfz[-iq,u
华商论坛.j.F{e z"@aK
吉 炳轩说，对待热点要政治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分析，妥善引导。该热的要热，该稳的要稳，该冷的要冷下来，不该热的坚决不能热起来。突发事件、重大事故、 重大案件报道要稳，按照要求进行报道，不能任意炒作和渲染。要认清责任，摆正位置，不能包打官司当法官，不能当信访办公室主任，以个人感情和好恶判断是 非。不要四面出击，拳打脚踢，逮住什么就报什么，不看影响，不计后果，更不能影响稳定，诱发情绪，激化矛盾。社会发展本身充满着各种矛盾，问题什么时候都 有，困难和矛盾无处不在。全国二千八百多个县，每个县平均出一个问题，就是二千八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怎么看、怎么报，是需要正确对待的。
严控互联网主导舆论
当 局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执政党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舆论的控制权问题，并意图将互联网纳入严密控制的对象，一股反「新自由主义」思潮正 逐渐形成。有学者认为，当局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有迹可寻：中共十六大召开后，总书记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向党内重提「两个务必」，树「新三民主 义」旗帜；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学者纷纷以民间独立研究者的姿态出现，强调关注工农阶级的地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 剧《成吉思汗》被暂停播映，插播《红旗谱》，以《张思德》为代表的电视电影文艺题材纷纷出场；执政党高层近期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大学生和青年的思想政治 教育建设；学术领域中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正在受到打压。这一切意图体现执政党的思想回归，从历史寻找执政合法性；角色回归，代表中国主体阶级利益的政 党；目标回归，统一全民意志，体恤民情民生。它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的，有阶级基础，代表民众利益的。
华商,陕西，西安，古城，美女，咸阳，宝鸡，渭南，榆林，延安 H2hA} 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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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当局在大力批判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大力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二零零四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举行《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等有关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参加。座谈会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主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李其庆发言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 意识形态，它将导致「新帝国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会议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决不是走 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 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 在中国开始肆虐开来，张五常、曹思源极力推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私有产权理论，大肆鼓吹私有化，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企图引导中国走资本 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美英之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遭到严重失败，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惨痛的灾难。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高度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回击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强调，现在中共中央对新自由主义的本 质和危害认识清醒，明确要进行批判和抵制。
重提反和平演变
6E!cz(F$^ qMx北 京《光明日报》是这场反「新自由主义」攻势的前哨阵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光明日报》刊发长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 秉孟编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苏振兴 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田春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副研究员，他们再次集中对新自由主义作出描述性批判总结。
指有人攻击马列主义
十 一月十八日，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 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等。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逐 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文章认为，近年来，海外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如疯狂叫 嚣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张五常，就是通过在某些大学乃至国家机关的讲坛大放厥词的。
中 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阿根廷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四大政策的四个沉痛教训》，北大教授董正华发表《阿根廷新 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中国应以此为监！》，以及《卡斯楚批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改革失败的教训》。 E6|:{1z Mf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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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反「新自由主义」大潮正在席卷。人们不能不忧心：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从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锐意改革，走向相对保守的偏左路线，就可能导致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系列潜伏的社会矛盾将在经济停滞时爆发，并迅速引起中国社会的权力解构。
专访刘晓波：人权小进步(因为民间的争取)，(官方)意识大退步
华商,陕西，西安，古城，美女，娱乐，交友，情感L j5Na ~0[T国 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十二月初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谈到目前北京的时政，他说：「中国社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特别是官方，从胡锦涛上 台后释放的信号，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信号，你不能说完全正面，也不能说完全负面。一方面当局镇压在继续，意识形态管制在加强；另一方面，当局确实在某些方面 做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刘荻案、杜导斌案的处理，《南方都市报》案的改判，程益中的释放，孙大午案判三年缓四年，还有人权入宪，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包 括当下提出的改革信访制度。所有的这一切，你很难作出左和右的判断。从总体上讲，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在政治上某种程度比江泽民时代有一点进步，但又有另 一方面倒退的信号。」 spaces.huash.com)I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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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某种进步是中共本体所为？ ^.am)Wq#?r.y[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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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始终有一个观点，不同意一些境外媒体看中国局势，总是眼睛向上，认为是官方决策的改变。从孙志刚案的局部制度改革，到整个收容遣送制度，艾滋病政策整个 转变，事实上，是民间自发压力的逐步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国外造成足够大的反响了，就逼迫官方不得不做出某种改变。新领导人借助这民意，如果没有这么 大的民意支持，他们作出改变时，来自上层的阻力就更大，有了这么大的民意支持，他们作出改变就较具说服力，即便身边有些人反对，新领导人顺应民意也就能强 行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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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主导改革 spaces.huash.com l!o%KQ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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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根本上还是民意的力量？
中 国改革的逻辑，表面上是官方主导的， 事实上，真正动力是民间潜在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是分散的，当因某一事件汇聚起来，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下子产生大改变，从而影响官方的决策。比如呼吁废除收 容遣送制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一直积累了那么多年，因为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了，曝光了，终于造成改变。为什么信访制度现在要改，就是地方上此 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信访制度失效是最大信号，于是，到北京信访村的人就要申请游行。这些信访者根本达不到原先的目的，于是，就换一种方式，不再采取信访方 式而是采用街头政治的方式了。这次要改革信访制度，就是重庆和四川汉源的两次大规模群体事件，特别是汉源，当地移民上访无数次，从市到省到中央上访，都没 有用，最后采取这种大规模非常方式，这样上层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要改革上访制度。其实，信访制度一开始原本就是「作秀」，信访部门只是收集信息的部门，它 没有实权，不可能有决策。凡是底层发生的影响大的事情，只有捅到中央，由中央派工作组才有望解决。如果每个地方都派工作组，那需要多少人多少精力，绝不可 能的。 陕西论坛,西安论坛，8t u6U B q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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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被中宣部点了名下了禁令，但依然常常在媒体露脸？ ,wF:N'{ t!W:f
目 前的文化和媒体市场，并不是官方能垄断的，当 局常常会把一些人上「黑名单」，各媒体之间、出版社之间很少通气，一个人被这里炒了，就会在那里被聘用。就说刘军宁，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了，但文化部艺 术研究院把他请去了，他在社科院还无法评为正研究员（相当于正教授），在文化部已经提为正研究员了。写《往事并不如烟》的章诒和也是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 文化部的小环境相对好些。统战部想找她谈话，文化部就直接挡了回去，表示由文化部自己找她谈，凭着文化部与章诒和的关系，那还用谈什么。
你是这份黑名单上的人吗？
当 然是。当局下令不准传媒发表他们的文章，不准出版社出他们的书。有些传媒看不到这名单，有些传媒知道这份名单却不在乎。北京的《新京报》自律了，不发某 些人文章，但《中国改革报》、《法制早报》、《了望东方周刊》照样发。出版的书，好多出版社说对某些人的书有禁令，不能出版，但这些书稿在「二渠道」书商 手上，四处找出版社要书号，找来找去总能找到某偏远地区的小出版社出版。现在许多禁书都是出版以后才禁的，像《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 烟》，这边发了禁令，那边书店还赫然放在新书畅销栏里。上电视当嘉宾也是如此，这家电视台不能请，那家电视台照样请。不让他在官方的会议上演讲，民间企业 组织的会议上，他照样作演讲。华商,陕西，西安，古城，美女，娱乐，交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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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
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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